3月19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經濟學院和中國誠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聯合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專題報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邏輯及實施路徑”發布會在中國人民大學匯賢大廈C座800會議室舉行。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所長宋立、北京大學校長助理經濟學院教授黃桂田、國務院研究室宏觀司副司長孫國君、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張曉晶、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毛振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楊瑞龍、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郭杰等專家學者參加報告發布會。此次專題報告發布會由劉元春教授主持。

郭杰教授代表人大國發院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團隊發布專題報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邏輯及實施路徑》。

首先，報告針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經濟學基礎就是供給經濟學”“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手段就是減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集中力量擴大供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于供給管理”“產業結構高級化就是提升服務業占比”“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以自由市場作為經濟治理模式”等六大誤區進行厘清、解讀和糾正。

報告在厘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理解和操作上容易產生的一些誤區的基礎上，系統地梳理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邏輯。第一，生產關系必須適應生產力性質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邏輯起點。原因在于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暴露出諸多問題表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已經不大適應，兩者之間甚至存在著較大的矛盾；同時，新常態對生產力的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倒逼著生產關系的改革。第二，矛盾主次方面的相互轉化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客觀要求。隨著我國經濟社會步入新常態，供給與需求的矛盾中，供給側又一次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這是因為：從需求側及需求管理的角度來看，需求在解決矛盾中的動力逐漸減弱；同時，傳統的粗放式供給模式后繼乏力，急需新的突破。第三。經濟中的結構性問題是供給側的重要結點。具體表現在有效供給不足、無效供給過大、收入結構嚴重惡化、區域空間結構不合理等四個方面。第四，解決供給側結構性問題的根本途徑在于改革。當前生產關系存在市場與政府的界限不清晰、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關系和財政體制、國有企業和行政性壟斷、社會保障供給不足、公共資源廉價使用模式、宏觀調控框架與經濟結構矛盾等問題，這些問題為改革指明了方向。

基于以上分析，報告得出結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思維和戰略舉措，其理論基礎既不是供給學派，也不是結構主義，更不是新自由主義。而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和方法論在新常態下的具體運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發展和創新，它標志著我國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和發展戰略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其目的是通過改革生產關系，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創造條件，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更堅實的物質基礎。

在此基礎上，報告闡述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要遵循的五個基本原則：社會主義原則；從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過渡；將化解產能過剩和創造新供給的指揮權還給市場，政府不要劃定領域，指定任務，需要的是退出干預；在國內國外兩個大局中，先以國內改革，逐步放開，防止迅猛的大開放；適度擴大財政赤字，穩定總需求，以市場機制培育新興產業。

同時，報告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第一，我國的供給側調整首要是在全球大環境中對各經濟體分別對待；第二，將人民幣建設成為新興市場國家的區域性貨幣，通過獲取鑄幣稅降低企業成本；第三，以提高國內產品標準為手段，推動企業兼并重組，加大存量改革；第四，在要素成本上升的大環境中，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和創新是未來降低企業成本的三大動力；第五，以制造高端化為主要著力點，提升產業結構，帶動服務業發展；第六，有序廢止審批權，加強事中事后監管，進一步簡政放權；第七，利用城鄉收入差，通過新產業帶動新型城鎮化發展；第八，區域再平衡提供了巨大的結構調整空間和動力，需要以新產業積極融入國際價值鏈。

為了有效地推進上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領域，在政策制定和實施中，需要注意四個著力點：第一，為了配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宏觀上需要有選擇性的主動加杠桿；其次，發揮市場的基礎性調節作用，產業政策定位于市場失靈；再次，政策要與市場激勵相容；最后，著力構建宏觀經濟自動穩定器和社會安全網。

最后，報告對“三去一降一補”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具體任務，就它們性質、成因以及解決問題的具體措施等方面，做了初步的探討。

第一，去庫存。針對房地產庫存的結構性特征，報告建議，以土地經營權入股方式在農村建立合作養老機構，實現以地養老，為進城農民工在城市購房分憂解難，提升農民工的購房意愿，促進有效需求的形成；在三四線城市通過推行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方式，以金融手段化解房地產空間錯配；一二線城市結合棚戶區改造加大房地產供給；適當延長土地開發時間限制等，允許三四線城市開發商自我調整供給速度；從中長期來看，需要加大中西部城市群建設力度，吸引人口集聚，活躍市場。

第二，高杠桿。針對高杠桿的主要成因，報告建議從取消金融規模管制，以構建基準利率為突破口加快利率市場化，以金融大部制為切入點推進宏觀審慎管理，適時加快注冊制改革，與化解產能過剩聯動，通過央行、政府和居民加杠桿為企業去杠桿創造條件等方面切入。

第三，去產能。基于對去產能可能面臨的困局及風險的分析，相關的政策思考有：在推進和落實去產能工作中需要具有一定的靈活性；要高度警惕地方政府對推進去產能工作和處置僵尸企業方面的內生性惰性以及不作為的行為動機；構建市場和政府職能有機平衡的債務處理與風險防范化解機制；構建市場和政府職能有機融合的職工就業安置機制，扎實做好利用中央財政資金在推進“去產能”工作中的引導和兜底兩大核心工作，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和救助機制，特別要重視社會政策的“托底”作用。

第四，降成本。主要的對策有：推進與經濟發展階段和市場化改革目標兼容共生的政府行政體制；推進稅收改革和收費機制完善；降低中國實體經濟勞動力的相對成本；全面推進金融體系的大改革；推進能源價格體制改革；打破激發地方政府發展產業的無序競爭體制，推進產業物流業整合和道路通行機制改革。

第五，補短板。報告認為就產業角度來說，造成短板存在的最核心因素在于全社會自主創新的動力不足，內生性的自主創新機制難以形成。對應的激勵自主創新的政策措施有：適當強化類別化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和專利制度，通過制度創新形成有利于各經濟行為主體創新活動的制度環境，掃除困擾產學研合作機制構建的制度性制約因素；進一步清晰政府與企業的邊界，鏟除官商共謀的土壤，完善市場機制，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激發企業家的創新精神以及微觀主體自主創新的動力；全面改革既有的傳統產業扶持政策以及各級政府普遍實施的創新補貼獎勵政策，緊密依靠政府對激勵創新有效制度的全面創新和重新設計，形成政府對促進微觀經濟部門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的正向激勵機制；調整中國當前的對外貿易政策，構建中國主導的區域價值鏈貿易和投資自由化體系，通過對外開放的新格局形成有利于促進中國創新能力提升的外部環境。

專題報告發布會第二單元的活動由毛振華教授主持，與會專家和嘉賓就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與現實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