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又被稱為思想庫。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彼得森研究所、蘭德公司等多家智庫機構被稱為“政府的外腦”、“影子政府”，發揮著提供新思想、參與重大政治決策、引導輿論教育公眾、為政府儲存和輸送人才等重要作用。英國、德國、日本等其他發達國家也很重視智庫建設。

“智庫”作為名詞，引入我國的時間并不長，但具有智庫性質的機構卻一直存在。而今，我國已形成以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等中央級研究機構和知名高校創辦的研究院所為代表的“國家隊”，還有相應的“地方隊”和民間智庫。2014年3月31日的《新京報》曾報道稱，中國智庫數量已達426家，僅次于美國。

中國的智庫數量多，但推動影響公共政策和輿論特別是國際輿論的水平還很不相稱。部分智庫與部委和地方政府的關系過密，人財物仰仗后者供養，成為純粹的政策闡釋機構而不具備獨立研究和創新能力。很多具有官方背景的智庫機構與民間智庫之間，缺乏必要的信息、智力資源互補的渠道和機制，人員往來更是難上加難。在國外著名智庫特別是那些國際級智庫提出中國問題判斷時，國內智庫的應對水平還相當有限，或一概以意識形態偏見論否認對方指稱的問題，或扮演翻譯引介國際智庫觀點的二傳手角色，不能對等展開交流，自然更難以就涉及到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展開對等的辯論。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近日出版了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新聞學院副教授、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前訪問學者王莉麗所著的《智力資本：中國智庫核心競爭力》一書。這本書從分析大國崛起所必要的智力資本，談及中國智庫歷史傳統以及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智庫運作特點，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關鍵問題、提升中國智庫核心競爭力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

書中第二章介紹了英國、德國、日本、美國四個具有代表性的國家在崛起過程中，進行知識儲備與發展智力資本的經驗。19世紀的英國智庫在同期英國政治格局走向穩定轉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德國二戰后通過“德國系統工程與技術革新研究所”等智庫，抓住了國際產業分工、能源形勢變局等戰略機遇；同樣，在二戰后的日本，智庫對政府的支持作用也得以凸顯。而在美國，多家知名智庫較好的代表了各類強勢利益集團、利益集團聯盟的訴求和觀點。

在談到中國智庫的歷史傳統時，書作者回顧了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士”傳統、科舉制衰落后的幕府傳統，并分析了古代的這些決策咨詢制度的利弊。

書中第五章向讀者引介了美國智庫的特點及功能。美國智庫按照出資來源（贊助來源）、人員構成可以分為官方智庫、大學智庫和獨立智庫。書作者較多談及布魯金斯學會，以該智庫為美國智庫的樣本，來介紹智庫所承擔的設置政策議程、進行政策教育、搭建知識與權力的喬遼、推進第二軌道外交等功能。考慮到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在我國，有著與布魯金斯學會在美國較為類似的角色和地位，因而可以認為書作者的分析介紹有助于推動前述的我國頂級智庫的調整轉型；但也具有較為明顯的局限性，即因為僅僅以布魯金斯學會為參照樣本，很難對我國智庫“地方隊”、民間智庫發揮更大作用提供有益的經驗支持。

這本書第六章“美國智庫的智力資本”在介紹美國智庫的制度資本、人力資本構成及作用發揮方式時，敘述多停留于泛泛而談，未能就某一項功能、某一方面作用的發揮進行更深度的解讀。比如，在提及美國智庫“旋轉門”的輿論滲透時，不僅同樣只以官方背景濃厚的布魯金斯學會為例，也沒有就具體某個議程該學會的輿論滲透方式展開敘述，而只談到了該學會現任領導人及其他幾個專家的履職變化情況。又如，在談到美國智庫通過到國會聽證會作證，同時影響國會議員和公眾時，簡單的談到了1966年的富布萊特聽證會等例子，引述了出席聽證會的專家名單及聽證會主題，卻沒有提到智庫專家怎么現場說服議員特別是就議員和公眾強烈抵觸的某方面話題發揮說服作用等更可能引發讀者興趣的細節。

當然，這本書也不乏“干貨”，第七章詳細敘述了美國主要涉華智庫在亞太地區安全、中美關系、中國經濟問題三個重要議題上提出的觀點，分析了這些觀點的提出背景、智庫專家的出發點和意圖。第九章提出要建立中國特色智庫思想市場的建議，也頗具新意。而在第十一章，書作者提出的提升中國智庫核心競爭力建議（健全決策咨詢法律法規，實現專家咨詢制度的法制化；增強決策公示和信息公開力度；建立專家咨詢勞務報酬制度；鼓勵企業和個人對政策研究進行捐助等），也相當務實，具有較強的現實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