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涉華研究

1. 《存款保險條例》出臺，中國利率市場化行至“最后一公里”

3月31日，國務院公布《存款保險條例》，《條例》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標志著醞釀多年的存款保險制度正式出臺。境外媒體普遍認為，存款保險制度的出臺推進了中國利率市場化，是對舊有體制的打破，根本上對銀行利好。

路透社稱，中國的利率市場化行至“最后一公里”，這標志著金融市場的基礎制度建設日趨完善。同時，文章還提出，存款保險制度的出爐將倒逼銀行業轉型創新，未來商業銀行只有通過提升自身的資產管理和金融服務能力，才可能留住客戶資金。

彭博社和美國《華爾街日報》均認為，這是中國政府推動市場化經濟的表現，說明政府正在兌現市場化改革的承諾。

不過，美國石英財經網的一篇文章提出擔憂稱，雖然說50萬的保險標準可以覆蓋99.6%的儲戶，但另外0.4%的儲戶才是真正擁有大量存款的人，存款保險制度將會促使這些儲戶尋找方式規避風險，這可能會影響銀行的運營。

2. 亞投行為北京贏得良好的外交聲譽

3月31日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創始成員國申請的最后期限。英國廣播公司網站當天刊登文章認為，亞投行是中國參與國際事務和國際經濟建設的一個積極步驟，是中國一個加分的雙贏項目，因為它的基礎較好，中國既考慮到自己的利益，也考慮了周邊國家的需求。

美國之聲的文章稱，亞投行為北京在世界上贏得了良好的外交聲譽。彭博社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文章討論了中美在亞投行中的博弈，并均認為中國在此輪“對抗”中贏得一分。

彭博社的報道稱，北京一定會聘請國際頂尖的人才并采取嚴格的管理標準以應付歐美國家的質疑。美國石英財經網的文章認為，亞投行的規模只有世界銀行的三分之一，美國尚且不需要擔心。

3. 人民幣國際化的五個政治挑戰（Five political challenges in China’s monetary ambition）

布魯金斯學會3月發文稱，盡管美元的全球角色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但人民幣不太可能挑戰美元的地位，更不用說取代其地位。

在可預見的未來，一些政治因素將繼續阻礙人民幣成為全球主要可兌換貨幣，包括中國缺乏霸權、非國家實體羸弱、規范破碎、缺乏安全聯盟和香港危機等。這些因素合起來可能會限制人民幣的進一步國際化，盡管中國正處于上升期。

然而，經濟規模（或經濟實力增長）似乎并不足以使人民幣很快提高競爭力。中國面臨巨大的政治障礙,這有可能決定人民幣國際化長途漫漫。這些障礙并非不可逾越，但無疑需要大膽、艱難和富于遠見的政策調整。

二、美國研究：

4. 聯邦政府對“自帶設備”和“物聯網”等新技術后知后覺（Federal agencies behind the curve: IoT and BYOD）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3月16日發文稱，迅猛的技術更新換代給政府管理帶來了挑戰。

“自帶設備”（BYOD）和“物聯網”（IoT）就是由技術驅動帶來的商業和政府運轉模式變化的典型案例。但美國聯邦政府各職能部門尚未意識到新技術對管理工作帶來的革命性效果。

每年聯邦政府在信息技術上的投入在800億美元左右，BYOD可以通過提高員工績效的方式讓這一領域的投入產出比更高。遺憾的是，技術革新被政府忽視了。IoT的應用現狀更為慘淡，沒有一家政府機構考慮到引入IoT。但是，文章仍相信聯邦政府會及時趕上技術發展大潮。

三、世界經濟：

5. 俄央行的樂觀預期難以置信（The Incredibly Rosy Forecast of Russia’s Central Bank）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3月19日發文稱，俄羅斯央行3月14日發布的2015-2017三年經濟展望在三方面十分樂觀：

首先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間的盧布貶值對經濟增長影響甚微；

其次根據宏觀經濟循環規律，2017年將是強烈反彈之年，GDP增長將達到5.5到6.3；

最后，俄羅斯政府的今年預算減少了公共基礎設施投資，以減少10%預算。

文章認為，俄央行的展望并不實際，首先貨幣貶值勢必會阻礙投資行為，短期內經濟活動會有所減少；第二由于制裁和貨幣貶值，俄羅斯經濟不一定會按一般的宏觀經濟循環規律發展；第三，公共基礎設施在所有公共預算中占比最高，這一投資的減少將抑制增長。

文章預計俄羅斯經濟增長可能是，2015年為-6到-7，2016年為-1到-1.6，2017年為0。

6. 日本柔和的出口復蘇（Japan’s Muted Export Revival）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3月19日發文稱，對日本出口量提升應持謹慎樂觀態度，因為這并非日元貶值的結果。

自安倍2012年12月執政以來，日本央行開始實行寬松貨幣政策，日元大幅貶值。但日本出口數量沒有大幅增長，原因在于大多日本公司的合同都以外國貨幣開票，且國際市場需求和投資低迷。

文章認為，安倍執政的這兩年里出口似乎開始復蘇，但必須清楚區分到底是外部因素還是國內經濟措施的作用。

石油和天然氣價格的下降顯然有助于降低日本的進口價格，而美國和新興亞洲工業市場也提振了日本的出口，因此日元貶值并非出口復蘇主要原因。作為一個成熟的經濟體，僅靠貨幣政策調整國家的貿易流遠遠不夠。

7. 彼得森圖表：日本粘性出口價格（PIIE Chart: Japan’s Sticky Export Prices）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3月19日發文稱，一般來說，貨幣貶值對國家的出口有利，不僅會提高出口商利潤，理論上還可讓本土公司降低銷往國外商品的價格，從而贏得市場競爭力和份額。

數據顯示，日元實際有效匯率在2014年9月到12月狂跌30%，貨幣貶值肯定會惠及日本豐田等以日元為主要貨幣儲備的出口企業。

但實際上，日企相應以合同貨幣計算的價格受到很小的影響，也就是說日本出口商目前對利潤很滿意，并不急于提升國際競爭力。

文章稱，安倍執政前兩年保持日本出口價格的粘性有很多因素。隨著近期日本全球出口的提升，適度貿易復蘇可能近在咫尺，然而這很可能與貨幣貶值沒太大關系，而與外部需求增加有關。

四、伊核問題：

8. 核擴散與庫爾德工人黨（Proliferation and the PKK）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3月18日發文稱，土耳其對伊朗的核政策與海外的庫爾德工人黨引渡之間存在關聯。

伊朗走私犯Hossein Tanideh將運往伊朗的武器級钚原料偽造成德國貨物，違反了美國的有關禁令。但土耳其遲遲沒有對該人員進行引渡或審判。

文章認為，土耳其此舉意圖在于抗議德國不引渡庫爾德工人黨的行為。從這一事件中可以得出四個結論：

第一，土耳其考慮到與伊朗的關系，不會在土國內起訴伊朗走私者。

第二，由于德國拒絕引渡庫爾德工人黨，土耳其也可能不支持德國在2013年提出的引渡請求。

第三，國際社會一直將核安全與核不擴散放在首要地位。但是土耳其政府并未感受到核威脅，而是繼續促成核擴散方面的合作。

第四，引渡行為中常常體現相關雙邊國家關系中的利益糾葛。當土耳其認為類似于德國的西方力量將雙方合作視為理所當然，或者不遵循互惠原則時，土就會拒絕引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