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去年穩增長一直是政府的一個目標。在穩增長的時候也采取了一些政策，比如貨幣政策。貨幣政策里面包括定向降準、降息，可是我們希望這些降準或降息能夠解決一些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但是后來發現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仍然存在，并沒有因為宏觀政策的使用而得到緩解。另外群眾關心的食品安全和環境問題，各種不滿的情形也時有發生。去年總的來講還是可以的，但可以改善的地方還有很多。
關于2015年的經濟工作安排，我想2015年總的來講外部環境還會像政府工作報告所說，有很多不確定性，還會相對嚴峻。因為發達國家還沒有真正從2008年的那場危機中復蘇，最主要的指標就是關鍵的、結構性的改革，在發達國家普遍還沒有真正落實。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工作報告中2015年的經濟增長的總的基調未變，還是繼續秉持我們改革開放以來的思路，像小平提出的，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 。報告認為化解各類矛盾和風險，并且實現現代化，基本上還是必須保持一個合理的增長速度。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有三大發展優勢
這樣一個合理的增長速度，就是我講到的中高速，2015年的目標是在7.0%左右。我個人的看法是把增長目標定在7.0%左右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我認為它是合理的，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也常講，我們實際上還是處在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因為你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一個是投資，一個是消費。那對于中國來講的話，基本上即使是外部環境不好，但是靠內部需求的啟動，包括投資需求跟消費需求的啟動，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首先來講投資。現在有很多人說，我們的產業過剩產能非常多。但實際上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即使現有的產業有產能過剩，或者有些產業比較優勢不在了會被淘汰，但中長期下我們還有很多產業升級的空間。也就是總理在工作報告里面所講的，我們現在大部分的產業是中低端的產品，可以向中高端的產業升級，要升級就要投資，這有很多的機會。
第二就是基礎設施，這么多年固然做了很多基礎設施建設，但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然后是環境，環境要改善大家都同意，但要把所有的工廠都關掉，回到1979年的生活，這是不可能接受的。那么在發展和生產當中解決環境的問題，你還是要投資新的設備，用新的生產方式。
我們在城鎮化的進程中，農民要進城，要改善住的地方。這些都是好的投資機會，還有高的經濟回報。
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在面對整個國際經濟下行壓力下，有沒有大量的投資機會，是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很大的不同。發達國家經濟下行、衰退，從2008年到現在六年多了，它走不出去，因為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首先來講產業是最前沿的，下一個是什么很難知道，有的話也只有一兩個，頂多就把老舊的基礎設施稍微改善一下，很難拉動經濟增長。我們可以升級的產業非常多。環境也是發達國家相對好，城市化已經完成了。所以我們判斷中國的發展前景的時候，不能簡單拿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方法作為參考，因為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優勢條件，應該發揮出來。
第三，不僅是說有經濟回報率和社會回報率高的投資機會，我們還有很多資源，有機會還要有資源。中國跟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起來，投資的條件相對比較好。我們政府負債占GDP的比重只有40%多，不到50%。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都超過100%，發達國家也是。所以我們動用財政政策的空間比其他發展中國家高得多。并不是我們政府積累的負債沒有問題。
最近政府公布，今年用一萬億的地方政府債券來置換他在銀行系統的欠賬，這是一個很好的措施，我們也一直在倡導，這樣的一個建議被政府采用了。這樣的話我們政府可投資的資源，相對于其他國家來講，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相當大的。民間的儲蓄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另外要投資的話，要進口機器設備，我們有將近四萬億的外匯儲備。
這三點就是判斷中國跟其他發展中國家最大的不同。其他發展中國家面臨著國際周期性下行的時候，他應該也有很多好的投資機會，但是他經常受限于政府的財政情況不好。國內有錢投資還受限于外匯儲備不足，因為你要進口一些機器設備原材料，而我們這些都是相對具備優勢的。
所以我想把這些條件應用起來，有投資，就會創造就業機會。就業機會有了以后，機會能夠得到保障以后，那么消費會增長，投資會增長，就會拉動經濟增長。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外部條件相對不好，我相信達到7%左右的增長，還是有可能的。
7%增長的必要性
另外我覺得維持7%也是很必要的。首先一個必要的部分就是就業，如果說我們不能保持一個中高速7%左右的增長，很可能就業就要變成一個問題。2014年的時候就業是相當好的，我們新增了1320萬的城鎮就業機會，比去年的就業機會還多。但如果說我們的經濟增長放慢了，低于6%的話，大家可以想想看，企業的盈利狀況會非常不好。這種情況下，很多企業對未來的預期會變化，現在即使盈利狀況不好，企業對發展有信心，他還可能把就業保留著。如果他對未來的預期不好，他可能就不保留就業了，就關門了。就會出現一些所謂企業的倒閉崩盤，這個危險總是要關心的，總是有可能的。所以必須要有一個比較高的增長速度，這是必要的。
第二個，同樣的情形，就是金融穩定性的問題。如果說企業對未來的增長預期不好，經濟增長要放慢，那么肯定企業的經營狀況就會更差。這種狀況下，壞賬會增加，壞賬持續增長就會影響到金融安全。
第三個，我們十八大的時候提出到2020年，有兩個翻一番的目標。國內生產總值要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城鄉居民的收入也要在2010年基礎上翻一番。國內生產總值要翻一番，平均每年增長速度就要7.2%，我們前幾年都增長得比7.2%高，那就代表著從2015年到2020年的增長速度可以比較低，6.6%就可以了。
我們還有一個目標，城鄉居民收入增長要翻一番，有沒有可能說GDP增長6.6%，然后靠再分配，讓收入增長更快一點？那這樣的話也許GDP增長6.6%，城鄉居民收入也可以翻一番，理論上是可行的。但會出現一個問題，現在企業的盈利狀況已經很差了，那這種狀況之下，如果說我們的增長是6.6%，然后靠收入分配往勞動者這邊傾斜，當然我們也希望勞動者的收入增加，這個我完全支持。但導致的結果是怎么樣？企業的盈利狀況之差，可能企業要關閉的，要出現金融風險的可能性更大。就會跟前面兩個目標（就業和金融穩定）相抵觸。
所以這種情況下，十八大目標的完成，我覺得比較好的情況，還是保持一個差不多7.1%左右的經濟增長速度，因為我們現在人口增長是0.5%，如果GDP翻一番，年均6.6%就能完成目標。最后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也是來自于經濟增長帶來的。這樣的話收入增長可以翻一番，有利于就業，也有利于金融穩定性。
印度如果抓住機會 GDP增速可能實現8%-9%
再來一個，上次我談過，現在再強調一下，就是印度的競爭。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今年1月份的預測，印度會在2016年經濟增長速度超過中國。世界銀行最近又做了一個新的調整，因為過去印度在算自己的增長率的時候，是從投入增長多少，來推算他的經濟增長率。但其他國家是用產出的增長，因為你的勞動生產力水平、技術水平的提高，所以不能用投入來計算，用現在通用的產出增長來計算的話，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是在2014年時，印度的增長率就達到7.5%，比我們中國2014年的增幅高了。
我覺得這種趨勢也許不是一兩年，我想這種趨勢可能會是相當長期的，而且不是0.1個百分點，或者零點幾個百分點的差距，可能是一兩個百分點的差距。原因是什么？
我們回顧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歷史，任何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國際分工產業轉移的時候，那些吸收產業轉移的國家或地區，通常會保持二三十年高速的增長，日本是這樣子。大家也知道，我們勞動力密集型的加工出口產業，是比較優勢。其他工資水平低的地方抓住這個戰略機遇期，可能就會實現我們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長。
印度有相當可能會抓住這個機遇，兩個原因，因為印度現在的人均GDP不到我們的四分之一，工資水平比我們低。
第二個是新上臺的印度政府，印度總理干了12年的首席部長，他推行的就是東亞的政策，就是招商引資，出口導向，取得的成績也是跟東亞一樣的 。他當年所在的邦人口只有印度的5%，但是出口占印度的25%。他現在當總理了，當然也在推動這個經驗，積極招商引資，積極以出口為導向，積極改善基礎設施。我覺得去年實際上是葉落知秋，如果他抓住這個機會，可能有十年二十年8%到9%的增長。
而我們已經進入到新常態，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我們有比較優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會從9.8%降到7.1%增長，不努力的話就降到6%了。
產業轉移中國要積極作為
各位想想看，我們在過去30多年維持了全世界最高的增長速度，而且是唯一沒有出現過經濟金融危機的大國，但大家對我們的體制機制有很多信心不足的問題。如果這么對比的話，人家在增長，我們的問題出現了，那很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信心和發展秩序。那怎么來解決這個問題呢？我想有兩種辦法。
第一個就是我們比較快速進入到了高收入國家的行列，而印度的增速相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速度更慢，所以這不是我們的體制和道路問題。
那怎樣才能更快地進入高收入國家？如果說我們從2015年到2020年能夠維持7%，7.1%、7.2%的增長，加上人民幣升值，我相信到2020年人均GDP就可以達到12615美元，那就是高收入國家，印度就不是我們對比的對象了，我們就可以跟其他高收入國家對比了。這是第一。
第二個是要積極有為地幫助我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另外一個可以承接的地方，就是非洲，因為我們是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我們必然要轉移。如果我們不做，這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就死在國內了。
另外一種方式就是幫助中國企業抱團出海，轉移到可以承接的地方。因為如果我們不作為，印度很可能抓住，因為它已經在尋找這個機會了。 我們要積極作為，幫助中國企業到另外一個地方實現產業轉移，比如說到非洲，非洲有十億人口，工資水平現在跟印度一樣，人均GDP平均不到我們的四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