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全球經濟冬去春來？

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為全球金融治理帶來兩項長期挑戰：一方面世界各國需要建立防御全球金融風險的合作機制并不斷深化，另一方面需要使全球金融和貿易體系適應新現實，即主要經濟體處于不同的結構和不同發展水平之中。2014年，在美國經濟“樂觀”、歐盟經濟“復蘇”、中國經濟“平衡”中轉型的大背景下，各智庫從不同角度詮釋全球經濟回暖。

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認為美國需謹慎推行“量寬”，現有的美國金融監管暴露出諸多不完善之處，歐洲中央集權化應成為長久之選。新興經濟體需要盡快結束信貸“繁榮”，促進結構性改革，緊縮貨幣政策，以防止債務危機。

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面臨的挑戰則是如何規避或減輕退出量化寬松政策帶來的溢出效應。聯合國認為：這些經濟體在制定政策時需根據它們所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和國內經濟結構權衡利弊。

英國查塔姆研究所發布了《全球工業變革》報告，對全球重要的產業變化趨勢進行了分析：世界制造版圖的未來前景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發達國家的金融危機給全球帶來了嚴重的結構失衡，需要新一輪的產業再平衡。歐洲、美國和日本均表現出重塑本國制造業的競爭力。美國制造業整體上生產率較高，歐洲制造業所占份額雖然下降很大，力量卻很強大。制造業對經濟發展、就業和技術進步的貢獻遠大于其他任何經濟部門。

在產業發展上，“東亞經驗”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有借鑒作用。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大量的出口貿易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了重要貢獻，勞動力、制造科技、新型材料等領域的水平不斷提升，使中國得以進入一些科技含量更高的復雜制造業領域。中國政府也將一些產業視為戰略性發展領域并作為“國家隊”來進行扶持。韓國產業經濟和貿易研究院認為：韓國成功消除貧困，通過工業化發展經濟，為很多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借鑒。

在未來幾年內，全球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這與非常規貨幣政策密切相關。寬松的貨幣政策（QE）刺激著全球經濟體尤其是發達經濟體在后危機時代維系軟而不倒的生存狀態，美聯儲領跑低利率，美國寬松貨幣政策的決心在2014年格外堅實，歐洲央行進一步踩大寬松貨幣政策的“油門”。由于發達國家量寬政策的發力，金融波動再次增加；受制于美元升值以及本國通貨膨脹的壓力，新興市場國家不得不收緊貨幣政策的“閘門”。

3.人類如何可持續發展？

當前國際環境下能源彈性系統所面對的兩個最大挑戰，是能源獨立問題和恐怖分子帶來的網絡攻擊及破壞活動。世界資源研究所認為：中國和美國作為兩大能源消耗國，不僅需專注于科技研發領域的合作，也要注重政策的結合與能源市場的建立。中美在清潔能源領域的合作，將為全球層面的能源合作發展奠定基礎。

低碳概念已提出多年。發達國家提供的以政府開發援助為主的低碳資助并未產生很好的效果。原因在于，此類資助主要關注中等收入或中低收入國家，而非高排放和弱勢的國家，因此這些援助并沒能促進發展中國家的溫室氣體減排。此外，在增加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援助時也必須注意到，不能為了減排溫室氣體而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那些已經處于嚴重環境危機的國家造成進一步的環境損害。歐洲政策研究中心認為，碳交易市場的發展，將為氣候變化問題引入市場機制，從而促進投資流向正確的方向，幫助資本在研發領域起作用。而氣候變化協議則是全球建立完善碳市場的必要條件。

資源和人口是矛盾的。據聯合國預測，世界人口將在本世紀末達到100億并實現零增長。德國馬普人口所的研究認為，全球人口增長強烈地依賴于人均能源消耗，如果有更多能源可供使用，經濟增長便能夠持續，生育率也會更低，直至全球人口停止增長。

人口老齡化對許多國家尤其發達國家是一項巨大的挑戰。在歐洲和其他發達國家，長期較低的生育率和死亡率，使人口老齡化達到了很高水平。中國雖不是發達國家，但其人口老齡化趨勢也成為國際關注焦點。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人口學系研究認為：人口老齡化不僅給中國的發展帶來新的挑戰，也帶來新的機遇，例如儲蓄率的增加與更多資本積累，也就是所謂的第二次人口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