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央行決定：自2015年2月5日起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同時，對小微企業貸款占比達到定向降準標準的城市商業銀行、非縣域農村商業銀行額外降低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對中國農業發展銀行額外降低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4個百分點。

很顯然，除做出決定的時間有點“姍姍來遲”，這是一個非常明智的選擇：在全球經濟籠罩在可怕的通縮魅影的情況下，中央央行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打開貨幣的水龍頭，向經濟體釋放流動性以刺激疲弱的需求，中國央行也不例外。

2015年的第一個月，中國的經濟數據依然不好看，備受關注的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官方的數字再次跌破了50%的榮枯線，顯示飽受產能過剩之苦的中國制造業仍然沒有回暖的跡象。受新興市場需求疲弱的影響，包括原油在內的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的趨勢尚未逆轉。美國經濟的一枝獨秀和強勁復蘇，導致美元相對于其他主要貨幣走勢強健，全球因“強勢美元”正在面臨越來越明顯的通縮風險，為了對抗此風險，包括英國、加拿大、日本在內的主要經濟體集體選擇通過降息或者“QE”的手段對抗通縮這個可怕的魔鬼，免得陷入日本式20年的夢魘。很顯然，這次大多數經濟體選擇貨幣貶值，并非羅賓遜夫人當年所言的以鄰為壑的“競相貶值”，而是同仇敵愾對抗通縮這個共同的敵人。很可能，2015年全球最可怕的風險就是全球經濟進入寒冷的“冰河時代”。

中國的CPI在2014年第四季度已經重新回落到“1”時代，PPI已經連續35個月為負數的情況下，如果再否認中國經濟面臨通縮的危險顯然有點自欺欺人。然而，過去30多年和通脹有豐富斗爭經驗的中國央行似乎對通縮的巨大破壞力顯得陌生，因而在因對上顯得頗為鎮定和遲緩。一方面承認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另一方面堅持不通過降準降息的常規手段釋放流動性。當然，中國央行有自己的苦衷。中國的央行對全球經濟和貨幣政策的“新常態”的反應總是慢一拍。在去年2季度，中國的流動性緊張已經非常明顯的情況下，央行堅持沒有通過全面的降準降息進行應對，筆者一直認為，那個時候是中國央行對以前極其變態的貨幣政策（如一方面保持很快的M2的增速，被稱為全球貨幣第一發行大國，另一方面卻又維持著高達20%的存款準備金，將大量流動性回收到央行）進行糾偏的最好時機。因為房價在下跌，美國尚未開始加息，美元開始走強但還未強到今天的程度，降準降息不會使得國際資本的流出加速，導致國際資本外逃。但很顯然，中國央行擔心一旦動用降準降息的常規武器，已經調整的房地產又會重回上升通道，招致外界的質疑。過于自信的中國央行在創造了一系列眼花繚亂的所謂的“新工具”之后，根本沒有解決經濟體的流動性短缺問題，企業的融資成本，甚至中央企業的融資成本飆升，試圖不通過常規的降準降息手段解決流動性的愿望徹底落空。最終被迫在2014年11月21日宣布降息，貨幣政策總算回到了應該回到的軌道。可惜的是，央行沒有在正確的道路上繼續前進一步。由于當時美元升值，國際資本流出的跡象已經非常明顯，中國的外匯儲備在9月份突然減少了1000億美金，外匯存款也首次出現負增長，央行擔心投鼠忌器，繼續降準的動作加速資本流出，從而再次猶豫。這等于一個拳擊手在揮出一拳擊中對手之后，卻沒有繼續猛擊對手，從而貽誤了最好的戰機。等到1月份，人民幣匯率7天6次逼近跌停，包括歐洲央行在內的主要經濟體都通過放松貨幣政策應對全球性的通縮。中國央行在這個時候才決定出手，很顯然，不僅無法防止資金的外逃，也無法確保人民幣匯率的穩定，短期來看，人民幣的確已經進入到貶值周期，央行其實在錯過最佳的時機之后，付出的成本和代價更大。

我們關注到，長期以來，中國的貨幣政策的不獨立不僅體現在央行無法真正完全自主的做出重大決策，更重要的是，由于要“考慮太多”的因素，貨幣背負各種了各種不應該背負的壓力。央行對自己的要求可謂苛刻，每做出的決策都希望既解決流動性緊張，又不要影響人民幣匯率，還要確保資金流向小微企業和“三農”，不要流向股市和房地產。這種多重政策目的，不要說一個天資本來不怎么樣的中國央行，就是基因相當不錯的美聯儲也不敢如此要求自己：誰能保證美聯儲放出的水都流向實體經濟？誰能保證貨幣政策可以面面俱到？水流出來，是不是流向實體經濟，這根本不是貨幣政策考量的內容，也是貨幣政策難以承受之重。理想主義的貨幣政策，期待沒有任何負面效應的貨幣政策，那是政策烏托邦。

中國的貨幣政策目標應該更純粹一點，做出決定應該更果敢一點，不要每次都在一錯再錯，錯過了最好的時機才想起正確的決定應該是什么。一個正確的決定，但如果時機糟糕，政策效果將會大打折扣。

就此而言，在全球貨幣政策分化，對中國的應對智慧提出嚴峻挑戰的當下，中國其實需要一個思維更靈敏，決策更果敢的中央銀行和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