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智庫的興起和發展，近一兩年正形成一種雨后春筍般的熱潮。這與中共新領導層對智庫需求的迫切性密切相關。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上臺不久，就對中國特色智庫建設作出了批示；去年下半年以來，中共中央文件首次提出“智庫”概念。最新的消息是：據新華社北京1月20日電， 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并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執行。
與此同時，大陸主流媒體上也越來越多地提到智庫建設的重要性，不時介紹一些西方國家智庫發展的經驗。
然而，尚處在初級發展階段的中國智庫在一窩蜂式迅猛建立和發展之時，往往表現為趨于雷同、難有特色。這樣數量多、但定位不夠鮮明的智庫，在未來的生存和競爭中可能會被迅速淘汰，如不及時調整，中國領導層對智庫的迫切需求和初衷也將難以得到推行和保障。
中國智庫趨于雷同
相 比過去，中國領導層對智庫建設和發展的需求更為迫切。對內層面上，中國經濟崛起使其擁有了更多的資源，需要更多專業性的研究支持并對這些資源進行統籌和分 配；從社會發展情況上看，自文革之后，中國的高等教育水平在不斷提高，中產階級在不斷壯大，大學教育平民化、民眾對政府政策的關注和對決策過程的理性懷疑 都在不斷增加。
對 外層面上，一方面，隨著中國的國際地位迅速提升，中國與世界的經濟、貿易、安全、能源、網絡、公共衛生、氣候環境等方面的關聯和互動越來越密切，中國的政 策制定需在不斷融入和影響世界秩序的過程中，避免犯錯誤或盡量少走彎路；另一方面，目前中國智庫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還很微弱，與其經濟上的國際地位 并不相稱。
上 述使得中國智庫應運而生的環境，與美國上世紀50-60年代十分相似，而且美國智庫也在近50年到60年中進行了迅速的發展和演變。但由于中美兩國政治制 度、社會發展和文化氛圍不同，中國智庫的建設也要遵循國情需要，目前對于領導人提出的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具體概念還不太清晰。我個人的理解是，相 比于傳統智庫，新型智庫對中國在世界規則內的政策討論上擁有更多的前瞻性和發言權，其定位、結構、屬性和發展形式更為多元。
不 過，就像當年美國智庫進入迅速成長的階段一樣，目前中國智庫有著諸多尚不成熟的地方。其中一個顯著特征是，盡管數量上迅速攀升，但從研究議題、研究方法和 運作模式上存在大量雷同，缺乏自身的特色定位和獨到之處，讓人對其沒有什么印象。建立新型智庫意味著中國不需要再建立像中國社會科學院那樣龐大且面面俱到 的智庫，反而更需要的是有著專業性或特色的研究定位，致力于政策的探討和評估，更為國際化，能提供更有科學論證、更有建設性的政策和建議并有不同聲音的智 庫。
不應將智庫發展為產業
在 智庫建立和發展的初期階段，需要依靠擁有敏銳著眼點的人才。在美國，智庫與政府部門之間人員互動的“旋轉門”制度，為其提供了培養和選拔人才的途徑，尤其 是美國聯邦政府每四年換屆選舉之后的人事調整，有四千多個職位需要調換，新任命的官員里面不僅有總統，議員競選團隊的主要人員也有來自智庫和大學的研究人 員。
這一點雖然在中國沒有大規模出現，但是可以看到一些新變化。現在中國政府不僅僅只是依靠組織部去調整人事或者通過地方政府層層提拔，也在嘗試通過“旋轉門”的方法為選拔人才提供新的路徑，例如王滬寧、劉鶴等智囊團成員，在一定程度上來講也是從智庫中挑選出來的。
不 過這還是屬于少數，一些在中國官方或半官方智庫的研究人員感受更多的是——發聲或參與政策決策過程仍然很困難。但這并不奇怪，一定程度上美國亦是如此，智 庫真正對政策和上層決定起到多大作用很難去衡量。智庫研究人員公開發表的研究成果，很難有人知道總統是否看過，或者即使看了又能怎么樣，而決策者對一所智 庫的青睞與智庫的影響力又是一個相輔相承的互動關系。
智庫影響力的大小根本上取決于研究成果的質量。除人才外，智庫發展離不開穩定的資金支持。需要指出的是，為了保證高質量和相對客觀的研究成果，應該制定一系列的規則以避免資本對學術獨立性的侵蝕。
以 我所在的布魯金斯學會為例，首先只有少量資金來自于各國政府，絕大多數來自個人捐贈。學會同時規定，不接受利益相關方的資金去做研究項目，如不會接受某家 銀行的資金去做金融改革研究或者某個藥物公司的資金去研究公共衛生政策。這有賴于美國公益捐助的文化氛圍、稅法對公益的優惠以及捐助方對智庫獨立性的認同 和支持，更有賴于人們對公共政策重要性的認識。對智庫而言，只有為公共政策提供客觀、可靠、獨立的研究報告，才能幫助政府制定對公眾有益，而不是對某個利 益集團或階層有益的政策服務。
需 要強調的是，我并不認為應該將智庫發展成一種產業，這樣的理念有悖于智庫本身的定義和作用。智庫是為公共政策提供智力支持的，其非盈利機構；提供智力的產 業則是像麥肯錫或是波斯頓咨詢公司這樣的機構，智庫與咨詢公司從經營和運作模式上有著本質的區別。如果將智庫向著一種產業去發展，是一種錯誤的選擇。
多元化智庫為政策提供平衡
提 高學術研究質量需要為研究人員提供自由的學術研究環境，無論是在美國還是中國，智庫都與意識形態有關。這樣的意識形態問題在美國也并不忌諱。不過，如果國 家用意識形態來限制智庫的研究自由，不僅會降低研究人員的積極性、損害智庫的形象和聲譽，也會直接影響到研究成果的質量。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和官員認識 到，如果智庫研究人員將政府的一個口號或者政策一味地進行合理性的解釋和迎合，這樣的研究工作是沒有意義的。
我 認為，智庫本身應該具有前瞻性，應對政府政策和社會發展狀態進行不斷的評估和批判，并在這個過程中去完善政策，幫助決策者避免犯錯。如果智庫的研究完全跟 著決策者的旨意走，這不僅違背了智庫的宗旨，也是非常危險的——這有可能使得一個錯誤的政策被表面上合理化，使得政策朝著錯誤的方向發展。
盡 管中美在意識形態方面不相同，但這并不影響多元化智庫的產生，來為政策制定提供一種平衡。因為決策層難免有不同的觀念和不同的政策走向，應形成一種自身平 衡的機制。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在關于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的發言中也提到多元化的問題。而不同觀察角度、不同聲音和視野的智庫，會給領導層決策提供一種取 舍和更大范圍內選擇的機會。
中國智庫與其他國家智庫之間的交流，不僅為中國智庫建設和發展提供經驗，也是各國高層、軍隊乃至企業等多個領域相互溝通的另一種渠道，幫助避免誤解或誤判，起到橋梁作用，進而影響本國和對方國家的決策。
改 革開放以來，中美智庫之間有不少的交流與合作。 我所在的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與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自2006年起就建立了合作研究中心。對中國的經濟改革、金融全球化、中美兩國城市發展、 能源安全、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護，尤其是美中關系的建設性發展做了很多有價值的研究。目前有中國智庫正準備到美國來建立分部。這是中美兩國進行交流和互動很 好的平臺，也是中國智庫走向國際化的表現之一。
希 望未來有越來越多的中國智庫可以到美國來，建立自己的研究機構，提高中國智庫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提高自己的影響力并非宣傳、灌輸或強 加給別人自己的意識形態，而是要用實證的研究和學術的信譽贏得他人的認同，用思想交流去更好地理解變化中的世界，也有助于提高各自國家的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