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APEC北京峰會日益臨近，世界更加矚目亞太。亞太和平發展穩定仍面臨諸多挑戰，其中之一就是亞太地區戰略互信缺失，而究其原因，則是美國與日本對中國崛起惶恐不安，竭力維持由其主導的亞太舊秩序，美日兩國的消極影響與中國的“正能量”形成了鮮明對照。

首先，中美互信仍然不足責任在美，美國霸權心態致使其對華疑慮使壞增多，其“亞太再平衡”更企圖在中國周邊喧賓奪主。

2014年，美國不顧國際熱點多發高發，繼續強推以中國為主要對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致使亞太和平發展陰影增多，中美戰略互信止步不前，中美關系風波不斷。

隨著中國崛起加快重塑亞太格局，美國頑固謀求“亞太主導權”越來越行不通，其自以為高明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實屬不智，如不及早改弦更張，勢必成為國際關系史上的“戰略敗筆”，該戰略至少存在四大缺陷與誤區：

一是嚴重誤判乃至刻意曲解中國的亞太戰略意圖，錯誤認為中國主辦“亞信”峰會和推動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在“排擠美國”。其實中國堅持和平發展，無意稱霸，壓根就沒想過要取代美國所謂的“領導地位”；

二是費勁“圍堵”中國代價太高，顯然不是財政拮據、捉襟見肘的美國所能承受，更何況中美兩國經濟高度相互依存，美國損人不利己，如損害中國也終將損害美國自身；

三是美國作為全球性大國，客觀上被諸多世界其他地區的危機所掣肘，難以全力“聚焦”中國，美國如硬要“轉向”亞太，其結果勢必是顧此失彼；

四是暗藏巨大風險。美國投機取巧，極力利用中國與某些鄰國的海洋爭端，強化美日等雙邊軍事同盟，竭力扶持日本、菲律賓等盟友，大搞“以鄰制華”，同時炒作“中國軍事威脅論”，趁機向亞太傾銷軍火、企圖發軍火財。美國與日本于2014年4月25日發表“聯合聲明”，聲稱《美日安保條約》“適用于”中國領土釣魚島，在“東海防空識別區”與南海爭端等問題上對中國橫加指責，公然冒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美國自以為得計，卻不知其利用盟友的同時也在被盟友利用，美國為對付中國而縱容日本“右傾化”，放縱安倍解禁“集體自衛權”，可謂打開了“潘多拉盒子”。安倍野心勃勃，不僅否認二戰日本侵略歷史，而且不滿日本長期受制于美國，美國現在姑息養奸，終將養虎遺患，不僅要為安倍的對華冒險行徑來“埋單”，乃至被迫卷入日本與中國的海洋爭端，甚至可能日后被“正常化”了的日本反咬一口，美國的“如意算盤”其實是得不償失。

與美國將中國作為對手的主觀臆斷相反，客觀上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要遠大于利益沖突與矛盾。西方媒體熱衷炒作所謂“老大”與“老二”之間的中美“結構性矛盾”，其實不然，因為中國的綜合國力仍遠遜于美國，美國對中國崛起大可不必過慮。美國不應無謂地防范與壓制中國，而應攜手中國，共同面對亞太以及其他地區熱點，共同應對層出不窮的全球性挑戰。

其次，中日互信嚴重匱乏責任在日，日本對華不滿不服，其右傾化逆流危害亞太。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罔顧國內外質疑反對，頑固走否定二戰侵略歷史并爭當軍事政治大國的“右傾化”邪路，執迷不悟、倒行逆施：在2013年底悍然參拜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近期又否認承認慰安婦問題的“河野談話”；開展所謂“地球儀外交”，滿世界地拉幫結派，處心積慮對抗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頑固否認存在爭議，強化軍事部署，大搞所謂“奪島演習”；霸蠻解禁“集體自衛權”，企圖通過“支援與配合美軍”以對外使用武力，極力篡改和平憲法。

透過表象看本質，安倍對華躁動的癥結在于日本對中國崛起既不安、更不服，其不服有三：一是對二戰戰敗不服，錯誤認為自己是輸給了美國的原子彈，而不是中國人民的八年抗戰；二是對經濟總量于2010年被中國趕超不服，不愿從GDP總量的世界第二降為第三；三是對東亞與國際影響力被中國趕超不服，妄想成為安理會新常任理事國，在亞太“遠交近攻”，妄圖“圍堵”中國。

執迷于右傾化的日本已成中國乃至亞太和平發展的重大挑戰，中日戰略競爭趨于持久化激烈化。對于日本當局的倒行逆施與冥頑不化，中國政府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包括在釣魚島海域進行常態化“維權”巡航，反復敲打堅持錯誤歷史認識的日本當局。

再次，習近平亞太新戰略致力增信釋疑，中國和平發展成為力促亞太安寧的“正能量”。

在APEC北京峰會即將來臨之際，中國外長王毅于10月29日發表題為《北京APEC：中國準備好了！》的演講，指出習主席新外交呈現“三個更加積極”：“更加積極有為”地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營造有利外部環境，“更加積極主動”地把中國機遇與世界機遇相互轉化，“更加積極進取”地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并強調這“三個更加積極”正是中國亞太外交政策的基本取向。

習主席亞太新戰略內涵有三，即建設“三個新亞太”：

一是“和平穩定的新亞太”，包括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探索不同類型大國間不沖突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交往模式；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期望構建符合本地區需要，為各國普遍接受，同時具有開放、穩定特征的安全合作架構；推動熱點問題和平解決，堅定致力于朝鮮半島無核化，維護半島和平穩定，支持阿富汗推進和平重建進程；在尊重歷史事實基礎上，依據國際法和國際關系準則，通過和平協商方式妥善處理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領土爭端和海洋權益爭議。

二是“合作繁榮的新亞太”，包括不斷深化同亞太國家的互利合作，一道編織更加緊密的共同利益網絡；把亞太作為“走出去”的重點方向，積極鼓勵中國企業對亞太國家擴大投資；與地區國家開展防災減災合作，攜手應對地震、海嘯、大規模傳染性疾病等各種突發挑戰。

三是“開放包容的新亞太”，包括以周邊為基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支持東盟在地區合作中發揮主導作用，歡迎“域外國家”在本地區發揮“建設性作用”；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及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一系列重大對外合作構想，進一步完善亞太區域合作網絡，為亞太持久繁榮與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展望未來，增進亞太地區戰略互信任重道遠，其關鍵則是美日兩國順應時代潮流，及早改進不合時宜的對華政策，與中國和平發展相向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