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才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長
一、國際金融體系出現了一系列新變化 新年的鐘聲依稀還在耳邊縈繞，一向波詭云譎的國際金融市場便跟人類開了一個“玩笑”，以阿根廷為代表的部分新興經濟體遭遇通貨膨脹居高不下、本幣兌美元大幅貶值、國際資本外逃、股市急劇下挫的嚴重沖擊。一時間風聲鶴唳，讓不久前還在冬季達沃斯論壇上高談闊論、頻吹世界經濟加快復蘇暖風的政治家、企業家和經濟學家們大跌了眼鏡。于是乎，又有人吹響了全球金融危機即將“卷土重來”的哀號！實際上，這都是美國聯邦儲備系統（以下簡稱“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惹的禍。2013年以來，隨著美國主要經濟指標明顯向好，美國經濟復蘇趨勢日益增強，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QE）政策逐漸變成了現實，國際金融體系也出現了一系列新的變化。這些變化頗具戲劇性，也讓人們始料不及。
第一個變化：國際金融體系風險加劇，表現為國際資本開始回流美國，部分新興經濟體貨幣對美元急劇貶值，金融市場受到了嚴重沖擊。
第一波沖擊發生在2013年第三季度。2013年5月，美聯儲首次暗示其將逐步退出QE政策。此后，印尼、印度、泰國和菲律賓等亞洲國家金融市場出現了劇烈震蕩，其中印尼受到沖擊最大。印尼面對經濟減速、外資流失、本幣貶值和物價走高多重困擾，8月份通貨膨脹率高達8.79％，創下四年來最高記錄。7月、8月、9月三個月，美元兌印尼盧比劇烈波動，從7月初的9934∶1，貶值16.9%至9月底11613∶1；10月份稍有反彈，很快又重回貶值通道，2014年1月底至12226∶1。情況十分緊急，迫使印尼央行多次加息以抑制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導致雅加達同業拆借隔夜利率由7月初的4.17%上升到2013年年底的6%左右，而其同業拆借一年期利率則由5.95%上升到8.25%。印尼央行一連串加息行動削弱了國內消費，傷害了銀行信貸，也打擊了實體經濟。
第二波沖擊發生在近期。進入2014年，國際金融市場再起波瀾，再度出現資本外流、匯率貶值、股市跳水。1月份，阿根廷比索以月跌幅22.5%高居全球榜首，多國央行為應對危局被迫加息。幾乎同時，土耳其里拉貶值超過9%，烏克蘭夫尼亞貶值6.1%，印尼盧比貶值4%，巴西雷亞爾貶值3%。阿根廷在1982年、1989年、2001年的經濟危機中均陷入了累次拖欠債務的惡性循環，而近期的危機似乎也不例外。據美國《商業周刊》2月7日報道，阿根廷目前借貸成本已達到兩年來頂峰，外匯儲備跌至七年來最低，通貨膨脹率持續保持高位。信用違約掉期（CDS）合約市場也表明，阿根廷有85%的可能性在五年內再次拖欠債務。目前第二波沖擊仍在延續，未來走勢尚待觀察。
第二個變化：全球金融治理向舊體制倒退，表現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受阻，美元國際地位得到鞏固，新興經濟體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裹足不前，亞洲金融穩定機制應對危機能力令人擔憂。
一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受阻。三年來的翹首以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中國只等來了一個令人失望的結果：北京時間2014年1月14日上午，美國參眾兩院否決了IMF2010年的新增出資份額改革方案，令這項一拖再拖的改革不得不再度推遲到2015年等待美國國會再次審批。2010年12月15日，IMF理事會批準了關于IMF治理和份額改革方案，并完成第14次份額總檢查。新一輪改革意義深遠：IMF總份額將翻番，從約2384億特別提款權（SDR）增加到約4768億SDR，按目前匯率約合7200億美元；份額比重也將被大幅調整，超過6%的份額將從代表性過高的成員國轉移到代表性不足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以更好反映IMF成員國在全球經濟中的相對權重變化。這項改革對中國意義尤為深遠：中國的份額將從3.996%大幅上升至6.390%，投票權將從3.806%升至6.068%，超越德國、法國和英國，躍升為僅次于美國和日本的第三大國，標志著中國綜合實力和全球話語權顯著提升。然而，改革方案將涉及修正IMF協定，并需占總投票權85%的五分之三成員國同意，也就是188個成員國中的113個同意。由于占總投票權71.3%的136個成員國接受了改革方案，這意味著離改革生效仍有13.7%的差距。但作為IMF最大股東、投票權占16.75%的美國遲遲不批準，導致這項改革一直擱淺。2013年美國國會就否決了奧巴馬的相關提案，2014年眾議院共和黨議員再次否決。美國國會否決IMF改革方案，進一步暴露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固有缺陷。
二是美元國際地位得到鞏固。2013年10月31日，歐洲央行、瑞士央行、英國央行、美聯儲、加拿大央行和日本央行全球六家主要央行均發布新聞稿，宣布達成長期性多邊貨幣互換協議。六家央行將把近幾年來形成的臨時雙邊貨幣互換協議轉換成長期協議，在得到進一步通知前，上述互換協議將持續有效；最新互換安排允許任何當事央行在自己轄區內向另外五種貨幣中的任何一種貨幣提供流動性，參與貨幣互換的兩國央行應當評估相關市場條件，以擔保各自貨幣環境下的互換行動。根據該協議，美聯儲事實上成為歐洲、日本、英國、加拿大、瑞士央行最后貸款人。隨著美聯儲未來逐漸退出QE政策，全球將面臨新一輪美元回流，近期新興市場資本外流已凸顯美元國際流動性的稀缺。六大央行此舉構建了一個美元最后貸款人的壟斷機制，或者說一個新的“神圣貨幣聯盟”，分化和重構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鞏固了美元的國際地位。
三是新興經濟體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裹足不前。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的幾年里，新興經濟體曾積極利用二十國集團（G20）平臺共同發出聲音和利益訴求，但是最近一個時期新興經濟體“集體發聲”似乎有所減弱。2013年3月在南非德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五次會晤期間成立金磚國家工商理事會，并提出建立金磚國家發展銀行和金磚國家貨幣儲備庫，金磚國家期望三個“新的平臺”與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三個“老的平臺”共同發揮作用，從而提升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治理中地位。現在看來，“做實”三個“新的平臺”并不容易，目前尚未取得實質性進展。
四是亞洲金融穩定機制應對危機能力令人擔憂。2000年5月，在泰國清邁召開的第二次東盟與中日韓“10+3”財長會議達成《清邁倡議》，在“10+3”范圍內建立雙邊貨幣互換網絡，以防范金融危機發生。2008年5月“10+3” 成員國創立清邁倡議多邊機制（CMIM），并推出800億美元共同儲備基金；2009年2月該基金擴大到1200億美元。2012年5月又擴大至2400億美元，各方出資份額不變；與IMF貸款規劃脫鉤比例從20%提高到30%，延長救助資金使用期限，并將現有危機解決機制命名為“清邁倡議多邊化穩定基金”。然而，近幾年來中日關系出現緊張，日本加強了在亞太地區的單邊主義行動，使得人們對亞洲金融穩定機制應對危機能力產生了擔憂。
二、面對國際金融體系出現的新變化，中國人民銀行應該果斷“亮劍”和主動“出牌”，堅定不移地大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托爾斯泰曾說過：幸福家庭大體相似，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金融危機亦如此，造成危機原因雖然千差萬別，而抵御危機的利器似乎只有一個，就是“打鐵還需自身硬”。回想六年前，當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時，各國政府攜手合作、共同應對，新興經濟體也曾風光一時，擔當起了世界經濟復蘇引擎。而今，新的全球金融危機真會重演嗎？其實，大可不必杞人憂天，世界已今非昔比，新的形勢也給中國創造了更多大展拳腳的機會。大千世界，萬事萬物，凡有其弊，必有其利。所謂“危機”，就是“危險+機遇”。眼下全球經濟雖然遭遇局部性“倒春寒”，但是經濟復蘇趨勢不可逆轉。
目前，一些新興經濟體面臨美元“短缺”困境，而中國擁有3.7萬億美元外匯儲備，這為中國人民銀行重構資產負債表和分散配置外匯儲備資產提供了難得機遇。根據劉遵義教授的跟蹤研究，當一國“可流動外匯負債”與其官方外匯儲備比率大于100%時，該國將無力阻止貨幣危機發生。這里的“可流動外匯負債”或“潛在外匯流出”包括一年內到期外幣貸款、外幣債務年利息、境外組合投資（股票和債券）累計本金和收益，此外還需考慮6個月至1年的進口總額等值的外匯需求，因為進口商為避免匯率惡化，用于進口支付和預支付的外匯流出將增加。1996年，劉遵義曾用這一方法預測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近期，他又用此方法計算出印尼“潛在外匯需求”明顯高于“潛在外匯供給”，他以6個月進口計算的外匯需求是外匯供給的240%，以1年進口計算的外匯需求是外匯供給的340%。因此，他非常認真地發出警告：印尼官方外匯儲備面臨被“擠兌”的風險。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面對新的全球金融風險，若中國隔岸觀火，必將失去機遇，并且難以獨善其身。因此，“該出手時就出手”，中國人民銀行應審時度勢、趨利避害，果斷采取單邊主義行動，主動“亮劍”和“出牌”。具體而言，第一，在指導思想上，要徹底丟掉對美國與歐盟主導的“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改造的幻想。要清醒地認識到改革IMF等國際組織，每前進一步都不會輕而易舉。也不要對IMF的SDR充當全球儲備貨幣抱有不切實際想法。在操作層面上，仍要堅持“兩條腿走路”原則，即不放棄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同時苦練內功，壯大自身實力。第二，穩扎穩打，堅定不移地走自強自立和人民幣國際化道路。一是擴大雙邊貨幣互換規模，促進外貿和對外投資的人民幣使用，以此“蠶食”美元市場空間；二是提升人民幣資產定價話語權，推出人民幣計價石油期貨交易；三是加強海外中資金融機構網點布局和支付結算網絡建設，擴大人民幣業務海外輻射范圍；四是推出上海“國際板”，吸引跨國公司到上海A股市場上市；五是做大熊貓債券市場，鼓勵境外機構到上海發行人民幣計價債券；六是加快中國香港地區與新加坡、倫敦、法蘭克福、巴黎、蘇黎世等國人民幣離岸市場建設。
做好以上工作可能還很不夠，還需要中國人民銀行大膽創新。多年來，中國國際收支持續保持“雙順差”態勢，外匯儲備資產就像“滾雪球”越滾越大。過多持有美元外匯儲備，固然可以增強我國經濟抵御外部風險沖擊能力和提高國內金融穩定性，但這也是一把“雙刃劍”，不僅不利于人民幣國際化，在一定程度上我國經濟及其政策也被美元“綁架”了。重倉持有美國國債，不僅投資回報低，還要付出機會成本，經濟政策自主空間也受到擠壓，實際上我國已成為美聯儲政策負面溢出效應的被動承受者。近幾年來，中國積極實施企業走出去，但實質是攜帶美元走出去，而不是人民幣走出去，因此反而加強了美元國際地位。
這里似乎存在一個“死扣”，徹底解開這個“死扣”無疑需要大的智慧。簡言之，就是要把實現國際收支基本平衡作為一項基本國策。這不僅涉及外匯體制改革，更涉及經濟發展模式轉換。但是，即便實現了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目標，也只是緩解了“增量”問題，巨額外儲“存量”問題仍未解決。如何“盤活存量”？第一，藏匯于民，鼓勵企業走出去和居民到境外消費；第二，采取創新手段重構央行資產負債表，利用目前一些新興經濟體缺少美元的機會，將央行手中部分美元資產轉移出去。一個簡易可行的辦法就是中國人民銀行直接將美元借給印尼央行，但是這樣并不能達到重構央行資產負債表的目的。
另一個可行辦法就是構造一個外匯“三角運作”，其核心要義是把人民幣“借出去”。當有人民幣需求時，順勢而為之；當沒有現實需求時，則人為創造之，但要和美元“捆綁”操作。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實施“馬歇爾計劃”，向歐洲輸出美元，助推了美元國際化；20世紀80年代日本為了推動日元國際化，通過“日元貸款”向全世界輸出日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人民幣國際化也必須走向外輸出的道路。外匯“三角運作”的巧妙之處就在于將輸出人民幣“鑲嵌”其中。
以印尼為例，具體操作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步，中國人民銀行向印尼央行定向發放人民幣貸款，或由印尼央行向中國人民銀行定向發行長期人民幣債券，利率可比美國同期國債利率高0.5%~1%，融資規模和利率由雙方央行協商確定，期限為10年以上。第二步，印尼央行用借入的人民幣向中國人民銀行購買美元資產，人民幣與美元交易匯率可參考外匯市場匯率，也由雙方央行協商確定。以上兩步操作可以“合并”成一步完成，人民幣形式上“一出一進”，不會實際影響中國人民銀行基礎貨幣供應。第三步，印尼央行將美元外匯賣給外匯需求者，以阻止盧比兌美元匯率進一步貶值。
上述外匯“三角運作”看起來簡單，積極意義卻非同凡響。第一，印尼央行增強了外匯儲備實力，同時將美元短期負債調整為人民幣長期負債，足以應對金融危機和維護金融穩定；第二，中國人民銀行資產負債結構得到優化，表現為以美元計價外匯儲備資產規模減少，減少部分由新增人民幣債權資產所“替代”，因此長期困擾中國的貨幣“錯配”問題將得到一定程度糾正。短期看，人民幣升值壓力可能減輕；如果中國人民銀行從美國調回美元資產，只要操作得當，可以做到不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產生干擾。近期，由于美元回流，實際上美國國債市場利率下降、價格上升，適當減持美國國債，不僅不會對其市場流動性造成較大影響，而且我們還會得到增值收益。中長期看，人民幣是升值貨幣，將來印尼央行若用其他貨幣兌換成人民幣償還債務，無疑有利于中國，中國除了收回本金和利息，還會得到一份貨幣升值收益；印尼央行若用人民幣償債，則需增加向我國出口，中國用人民幣支付，印尼得到人民幣，而中國得到能源和資源，雙方各得其所！還有，也不必擔心印尼將有償債問題，因為這種人民幣債券以印尼國家稅收作為擔保，將來可讓其“借新還舊”，滾動操作，做大人民幣海外市場規模，豈不痛哉、快哉！第三，更重要的是創造了人民幣海外需求，有利于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第四，有助于抑制新興經濟體金融危機發生，對世界經濟復蘇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中國還樹立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
另外，這種外匯“三角運作”也與傳統的貨幣互換有很大不同，后者只涉及兩種貨幣，是一種“對稱性”操作；而前者涉及三種貨幣，是一種“非對稱性”操作。建議相關部門對該項政策展開可行性研究，完善操作細節，盡快與相關國家央行接洽，并予以實施。（此文為徐洪才《變革的時代：中國與全球經濟治理》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