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發展大家談】

春風吹拂，北京大學燕園校區，玉蘭飽滿撐開枝頭，山桃粉杏堆成云霞，剛抽出嫩黃的柳絲輕輕撩撥著湖光塔影，有學生在花影下翻書、在石凳上沉思，真應了那句“未名湖畔好讀書”。

2016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寄語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積極為黨和人民述學立論、建言獻策”。

心懷天下事，耳畔讀書聲。盎然春意中，記者采訪了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邱澤奇。這位從學生時代便一頭扎到“發展著的實踐”中，用腳步踐行“社會科學的落腳點是當下社會”的知名學者，將10年來社會學走在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道路上的鏗鏘足跡，向記者一一道來。

扎根“中國土壤”，涵養中國學術

記者：邱老師，您好。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請您以社會學的發展為例，談談習近平總書記“5·17”重要講話發表10年來，人文社科研究有哪些新進展新動向？對此您有什么感受？

邱澤奇：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提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10年來，中央和有關部門陸續出臺一系列新政策，哲學社會科學界積極響應習近平總書記號召，把行動和實踐匯聚到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上來。

吳文藻先生和費孝通先生曾有一個精辟論斷：中國社會學一定是“‘植根于中國土壤之中’的社會學”。2019年，時值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40周年，中國社會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等機構召開了一系列專題研討會，系統總結社會學“五臟六腑”建設成效；2025年中國社會學年會聚焦“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社會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這一重大主題，開展深入研討。中國社會學的發展，已經從早期引介西方社會學理論、開展本土化嘗試的階段，正式轉向“主體性建構”與“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新階段，已經具備足夠的學術底氣，立足中國國情，聚焦中國社會發展中的重大現實問題，提煉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術概念與理論成果，彰顯中國社會學的主體性與獨立性。

最近兩年，面對數智社會的發展和挑戰，社會學又提出了一系列極具洞見和發展潛力的研究方向，如人機邊界等數智社會基本問題、人機時代的人類團結、從文化自覺到人類自覺……可以說，在習近平總書記“5·17”重要講話指引下，社會學界正在沿著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道路積極發力、創新發展。

記者：現代哲學社會科學誕生于工業革命前后，其框架、理論與知識體系，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西方敘事主導的。但西方不等于世界，更不是世界的唯一模板。請結合您的治學經歷，談一談在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方面，我國學者有哪些探索？我們應當如何進行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以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邱澤奇：西方是人類社會的一部分，尤其是近二三百年來，他們探索了人類社會的另一種組織模式；中國則是更加持久的一部分，也是最早為“以人為中心”的人類社會組織模式提供參考的社會之一。現代哲學社會科學誕生和成長于工業社會的演化之中，自然會以西方社會為底本。中國的發展打破了一系列既有的理論解釋框架，因此亟須建立更具包容性和一般解釋力的理論。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指明了方向。

從“西方敘事”到“中國話語”的轉向，我感受尤為深刻。我最初學植物保護，后來被“分配”去教社會學。當我從農業古籍轉向田野調查時，深刻意識到西方經典理論面對中國鄉土社會常常“水土不服”。中國有著廣袤豐博的物產人文、波瀾壯闊的現代化歷程，從“中國土壤”中，必定可以生長出不同于西方的、能夠回答中國問題的中國社會學、能夠回答世界性問題的中國學術。

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建設已取得諸多新成果。在理論建構上，從早期簡單套用西方理論轉向基于中國實踐提煉原創概念，如經濟學的“新結構經濟學”、社會學的“文化自覺”“人類自覺”等。在方法創新上，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積極實踐混合方法，引入計算方法、人機協同方法，對一些新方法的探索走在世界前沿。在學科建設上，積極迎接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的挑戰，撤銷過時學科，新建面向未來的學科，可以說，近5年是中國高校學科專業調整幅度較大的階段。我國新設置的“交叉學科”門類，為科技創新和交叉領域高層次人才培養提供新的框架。

面向未來，實現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充分彰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可遵循三條路徑。一是立足中華文明根基做知識創新，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治理智慧、社會倫理、思維方式，讓知識體系扎根中國文化土壤。二是立足中國偉大實踐做理論創新，從改革開放、數字轉型、鄉村發展、基層治理等鮮活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煉新觀點，不做西方理論的“注釋者”，爭做中國實踐的“闡釋者”與“建構者”。三是立足時代技術變革做方法創新，主動擁抱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融合傳統田野調查、文獻研究與現代計算方法、數據建模，構建兼具人文溫度與科學精度的研究方法體系。同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回應國家戰略需求與人民關切，讓哲學社會科學真正服務于國家發展、社會進步與人民幸福。

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從實求知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應該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您也多次提到費孝通先生“志在富民”的學術志向。請您結合學科發展和自身經歷談一談，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為什么要把個人學術追求同國家和民族發展緊緊聯系在一起？應當如何堅持“為人民做學問”？

邱澤奇：習近平總書記要求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是有歷史依據的。中國學術有自己的傳統，從留存的諸子百家典籍到如今，這個傳統從未中斷過，并被凝練成“經世致用”四個字。費孝通先生深諳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傳統，“志在富民”正是繼承中國知識分子歷史社會責任的寫照。每一個人都生活在自己所處的社會環境中，就像把家收拾整潔會讓自己心情愉悅一樣，打理好身邊的社會環境是每個人天然的社會責任，也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刻在骨子里的歷史根基。家國天下，修齊治平，把個人學術追求同國家和民族發展聯系在一起，早就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社會化內容的一部分，已經無需再問為什么。

按照這個邏輯，堅持“為人民做學問”在本質上就是堅持為自己做學問，因為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自己也是他人身邊的一部分。把自己作為人民的一部分是這份堅守最充分的理由。

何以“為人民做學問”呢？其實老一輩社會學家早已倡導“從實求知”的學術傳統。要扎根中國大地、立足實踐需求，通過高質量的調查研究，提煉原創性理論，讓社會學研究更好服務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展現中國社會學界立足中國、面向世界、服務人民的學術擔當。

記者：社會學也被稱為“社會的解剖學”“現代社會的診斷學”，您曾提出“讀經典之書、社會之書、時代之書”的治學理念，在從我國改革發展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方面，有哪些突出成果，還有哪些不足和問題，您認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您認為社會學研究如何才能避免“紙上談兵”，切實反映實踐、指導實踐？

邱澤奇：社會學雖被稱為“社會的解剖學”和“現代社會的診斷學”，但也正因為其“解剖性”，讓它成為一門容易“跑偏”的學問。社會學人很容易把自己同對象割裂開來，站在批判的角度橫加指責。批判是容易的，建設才是困難的。一個積極和諧的社會缺少的不是批判者，而是建設者。

以我個人的治學實踐為例。我一直努力遵循“讀經典、讀社會、讀時代”的理念。讀經典，讓我們知道我們站在何人的肩膀上；讀社會，讓我們知道我們身邊的環境、我們與誰在一起；讀時代，讓我們鑒古知今觀未來，讓自己理解身處的時代洪流。秉著為推動中國發展盡綿薄之力的初心，在構建新理論方面，我通過長期企業調研提出了“技術與組織的相互建構論”。在社會分層研究中，我通過觀察淘寶村等現象，歸納出“互聯網資本”理論，提出了從“數字鴻溝”到“數字紅利”的轉化路徑。面對人工智能挑戰，我提出了“算法為人”的倡導，主張將社會價值融入數智產品。從20多年前追蹤企業信息化開始，我一直試圖用知識推動數智技術的普惠應用。

我感到，當前社會學研究確實存在一些不足。部分研究過于“書齋化”，沉迷概念游戲，脫離社會實踐；部分研究過于“碎片化”，缺乏對社會整體的關懷。究其原因，一是部分學者缺乏“為人民做學問”的責任感，沒有把回答真問題作為出發點；二是學術評價體系在一定程度上鼓勵短平快的“論文生產”，而非“十年磨一劍”的深耕。

社會學研究如何避免“紙上談兵”？我個人的理解，一方面，要真正讀懂“社會”這本大書。我帶學生調研時反復強調：你們不要把自己當成高材生，而要成為聽老百姓上課的學生。要沉到田埂上、灶臺邊，記錄真實的生活細節。另一方面，要有建設性的態度。發現問題只是第一步，提出解決問題的最優解才是學問的價值所在，我們要將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

最好的選題，往往蘊藏在時代洪流之中

記者：您曾撰文寫道：中國在人工智能技術領域的優勢，無疑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發展提供了幾個世紀以來最有利時機，甚至是一個創新風口。請問數智時代為人文社科帶來哪些機遇和挑戰？應該如何回答數智時代提出的人文社科之問？怎樣充分抓住這個風口，發揮人工智能作用，推動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發展？

邱澤奇：當今世界在數智技術維度是一個極不平衡的世界，一邊是世界上還有大量人口沒有接入互聯網，另一邊是人工智能技術在以天為單位快速發展迭代。當前，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處于全球前沿陣地，這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而言是難得的時代機遇、技術機遇、場景機遇。

我們處在技術創新與發展的第一方陣，也讓我們遇到的社會問題處在最前沿，比如數智普惠的理論和實踐、數智發展與安全的關系、個人隱私保護與數據有效流動平衡、數字鴻溝向數智鴻溝的演化與發展，等等。回答這些問題，正是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良好機遇。而要回答這些問題，回答的人得身在其中，要懂得相關科學的基本原理與技術，會用前沿技術來解答問題。為此，哲學社會科學界的同仁首先得融入這個時代。

與此同時，社會學的學術研究，切忌“兩耳不聞窗外事”。數智時代，多模態的數據、各色海量信息、各種高效率的工具，使研究日益便利，甚至敲入一個問題向人工智能求助，就能獲得很多答案。但如此“浮于表面”“坐而論道”，恰恰背離了社會學的“初心”。社會學的最大魅力和意義，正是作為立身之本的田野調查，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絕知此事要躬行”。

記者：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在您看來，時代的發展為哲學社會科學提出了哪些新問題？學者應當如何立時代之潮頭，為人民述學立論、建言獻策？

邱澤奇：我們正經歷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這為哲學社會科學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問題。

結合我的觀察，時代的發展至少提出了以下幾類新問題。首先是“人機共生”的社會結構問題。我們如今生活的社會，不再是一個單純由人類組成的社會，而是一個由人類與機器共同組成的社會。人工智能擁有了遠超人類的存儲力、計算力和學習力，開始影響人類的思考。社會學需要重新解釋舊現象，更要解釋人機社會的新現象，如算法偏見、信息繭房、平臺霸權等。其次是“個體化與平臺化”的矛盾問題。數字時代，社會越來越個體化，經濟越來越平臺化，個體與平臺之間的權力不對等衍生出數字鴻溝、數據隱私、勞動者權益等一系列問題。最后是“觀念分化”的治理問題。算法推薦加劇了觀念極化，如何在保障自由的同時凝聚共識是緊迫的治理難題。

學者如何立時代之潮頭，為人民述學立論？一方面，要有“推己及人”的本心，感受百姓的喜怒哀樂。另一方面，要有建設者的擔當。我們不但要“志在富民”，更要“志在為民”“志在惠民”，將個人學術追求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做有溫度、有擔當的學問。

（本報記者 劉華東 邱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