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思踐悟】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重要場合反復強調要保持歷史耐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始終從國情出發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既不好高騖遠，也不因循守舊，保持歷史耐心，堅持穩中求進、循序漸進、持續推進。”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標識性概念，深刻理解“保持歷史耐心”這一命題，具有重大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歷史本身是客觀的，而耐心必須由特定的主體所涵養。因此，保持歷史耐心，必然同時兼具主體向度與客體向度，唯有從主體向度與客體向度的辯證統一中深刻把握歷史耐心，才能在“亂云飛渡”中把準方向，引領中國式現代化的巨輪行穩致遠。

歷史耐心的主體向度

歷史耐心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奮斗歷程中淬煉出的精神特質。作為擁有超1億名黨員的世界第一大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在保持歷史耐心中的主體向度，集中體現為對初心和使命的篤定以及對方法論的自覺。

回顧百余年黨史，從井岡山的星星之火到長征路上的艱難跋涉，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歷經磨難而不斷壯大，靠的就是基于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種初心使命的歷史耐心。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上，我們面臨的風險考驗之嚴峻前所未有。保持歷史耐心，就是要繼承發揚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在局勢危急時保持定力，在處于低谷時蓄勢待發。強大的“歷史耐心”使得黨在面臨外部極限施壓時，能夠展現出“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壓”的志氣、骨氣、底氣，以一種戰略上的藐視和戰術上的重視，從容應對一切挑戰。

真正的歷史耐心，并非消極地等待，從主體能力來看，這種耐心必須內化為一套科學的思維與工作方法。因為深諳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我們才能理解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進而從邏輯上摒棄“急行軍”式的突擊幻想。這種對方法的掌握，使主體能夠透過紛繁復雜的表象，把握“積跬步至千里”的量變質變規律。正因為掌握了科學的方法，才能在面對長周期任務時，具備拆解難題、分步實施的戰略定力，從而在“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中，找到“功成必定有我”的方法論落腳點，實現“慢工出細活”與“只爭朝夕”的高度統一。

歷史耐心的客體向度

如果我們僅僅強調主體的能動性而忽視客體的制約性，就會陷入唯意志論的誤區。因此，從客體向度看，中國共產黨保持歷史耐心，是對客觀規律的敬畏，亦是對基本國情的尊重與復雜外部環境的深刻適應。

一方面，社會形態演進的客觀必然性決定了“急不得”。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提出的“兩個決不會”原理，是我們理解歷史耐心客體根源的金鑰匙。馬克思深刻指出：“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這一經典論斷揭示了社會發展的客觀階段性。當下的中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我們最大的國情，也是最大的客體約束。舉例說來，無論是共同富裕的扎實推進還是生態文明的全面建設，都有其自身固有的孕育期、生長期和成熟期。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搞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不能搞“碳沖鋒”或“一刀切”。客觀事物的發展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任何違背自然歷史過程的拔苗助長，必將遭到規律的嚴厲懲罰。歷史經驗反復證明，越是渴望成功，越要尊重規律；越是任務艱巨，越要保持耐心。

另一方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長期性、系統性與復雜的外部環境，要求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并加以適應。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這意味著我們是在一個超大尺度的客體對象上進行偉大的社會實踐。14億多人口的整體邁進，在人類歷史上沒有先例。這種巨大的體量本身就構成了一種客觀的“慣性”和“黏性”。大國治理，牽一發而動全身。任何微小的政策偏差，一旦放大到14億多人的群體中，都可能產生巨大的震蕩；任何急劇的社會變革，如果缺乏足夠的緩沖和過渡，都可能引發系統的失穩。與此同時，當前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明顯上升，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可能發生。在這種嚴峻的外部環境下，“不確定性”成為常態。面對外部勢力的圍堵打壓，如果我們缺乏歷史耐心，要么容易驚慌失措、進退失據，要么容易沖動蠻干、落入陷阱。

保持歷史耐心，要實現主體向度與客體向度的辯證統一

中國共產黨保持歷史耐心，絕不是對主體的孤芳自賞，也不是對客體的盲目屈從，而是在改造世界的偉大實踐中，實現了二者的辯證統一。

首先，做到“制天命而用之”，在限定條件下發揮歷史主動。馬克思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馬克思意在強調主體雖有創造歷史的豪情與壯志，但必須在客體劃定的跑道上實現。真正的歷史耐心，就是荀子所說的“制天命而用之”。我們既承認“天命”即客觀規律和條件的制約性，又發揮“用之”即主觀能動層面的創造性。具體而言，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中，這種統一表現為：我們承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超越階段蠻干，這是耐心；但我們不因為初級階段而無所作為，而是積極創造條件邁向更高階段，這是主動。我們承認核心技術突破需要周期，這是耐心；但我們運用新型舉國體制集中力量攻關，加速這一周期，這是主動。這種在既定邊界內的努力，使得歷史耐心不再是消極地等待，而是積極地蓄勢與進取。

其次，注重“致廣大而盡精微”，在宏大敘事與微觀落實中統一。《中庸》有言，“致廣大而盡精微”。歷史耐心在主客體統一的實踐中，體現為戰略上的宏大視野與戰術上的精準落實相結合。從“致廣大”的角度看，黨中央擘畫的戰略目標往往跨越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如“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這種長周期的規劃，體現了主體對客體發展趨勢的宏觀駕馭，需要幾代人持之以恒的接力。從“盡精微”的角度看，宏大的藍圖必須落實到每一項具體的政策、每一個具體的項目、每一年的具體工作中。保持歷史耐心，要求我們在處理主客體關系時，既要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戰略眼光，看清歷史長河的流向，又要有“繡花”般的功夫，解決好人民群眾急難愁盼的具體問題。沒有宏觀的耐心，微觀的行動就會迷失方向；沒有微觀的落實，宏觀的耐心就會淪為空談。中國共產黨正是通過發展規劃等制度，將長期的歷史耐心轉化為中期的政策導向和短期的行動方案，從而實現了主觀目的與客觀結果的有效轉化。

最后，牢記“行百里者半九十”，在應對風險與接續奮斗中升華。“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接近成功的終點，客體的阻力往往越大，主體的壓力也往往越重。在這一關鍵節點，主客體的矛盾最為尖銳，也最需要歷史耐心來化解。當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但我們面臨的阻力和挑戰也空前加大。這種時候，保持歷史耐心就是一種極其寶貴的政治資源。它能夠防止我們在壓力面前變形走樣，防止我們在誘惑面前迷失方向。面對復雜的客體環境，中國共產黨通過“自我革命”這一跳出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清除肌體毒瘤，永葆旺盛生命力，從而以主體的強大定力應對客體的風云變幻。這種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的歷史自覺，將刀刃向內的勇氣與久久為功的韌勁融為一體，使歷史耐心在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中，不斷淬煉成為攻堅克難的強大勢能。

（作者：王敏光，系江蘇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南京財經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