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堅持從實際出發、按規律辦事，自覺為人民出政績、以實干出政績。”政績觀是對政績的根本觀點和總的看法，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在從政行為中的具體體現。中央蘇區時期面對“敵軍圍困萬千重”的極端困難，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土地革命戰爭和蘇維埃政權建設的過程中，把發展生產作為突破封鎖的務實之舉，把心系群眾作為造福于民的初心所向，把調查研究作為實事求是的謀事之基，把建章立制作為清正廉潔的治本之策，創造了“第一等的工作”，為新時代黨員干部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提供了寶貴歷史經驗。

務實之舉：發展生產、突破封鎖

發展生產是中央蘇區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更是突破封鎖和保障革命戰爭勝利的命脈所在。1933年8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央蘇區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動員大會上指出：“只有開展經濟戰線方面的工作，發展紅色區域的經濟，才能使革命戰爭得到相當的物質基礎。”（《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頁）因而，黨突出抓好農業生產，并注重發展工商業和開展勞動競賽，為突破封鎖和反“圍剿”戰爭注入了重要經濟動力。

農業生產是中央蘇區經濟的主要形式。然而，戰爭環境下青壯年男子大量參加紅軍，農村勞動力銳減，如興國縣長岡鄉“在鄉四百一十三人，其中男子只八十七人，女子竟占三百二十六人（一與四之比）”（《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1頁）。為此，黨領導農民在自愿互利基礎上建立起勞動互助社、犁牛合作社等合作組織。1931年夏收期間，上杭縣才溪鄉成立了中央蘇區第一個勞動合作社。1933年，臨時中央政府頒布《勞動互助社組織綱要》《關于組織犁牛站的辦法》《關于組織犁牛合作社的訓令》等文件，廣泛推廣勞動互助組織，有效緩解勞動力、耕牛不足等困難，推動了農業生產迅速發展。1933年，贛南閩西區域農產比1932年增加了15％，為打破國民黨的軍事“圍剿”提供了堅實的物資保障。

恢復和發展工業與貿易，是突破經濟封鎖的關鍵舉措。從1932年春起，蘇維埃政府先后創辦中華鎢礦公司等公營企業，開辦造紙廠、紡織廠等小型工廠。到1934年3月，“中央蘇區的蘇維埃工廠已有三十二個，包括工人二千多人，還包括有幾千（人）的鎢礦的生產”（《論國家工廠的管理》，《斗爭》第53期）。對外貿易方面，1933年中央國民經濟部設立對外貿易總局，下轄贛縣江口、閩西汀州等直屬分局，以糧食、鎢砂換回食鹽、布匹、藥品等緊缺物資。據統計，中央蘇區每年出口糧食約300萬擔、鎢砂約300萬擔，進口食鹽價值約900萬元、布匹價值約600萬元。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由于對外貿易局等機關的設立，已經得到初步的成績。”（《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33頁）

為激發生產熱情，中央蘇區廣泛開展群眾性勞動競賽。1931年11月，《地方蘇維埃政府的暫行組織條例》明確將“組織革命競賽”作為各級蘇維埃的工作方式之一。1933年春，瑞金武陽區開展春耕競賽，因成績突出獲得臨時中央政府“春耕模范”表彰。5月19日，毛澤東同志親自主持贈旗大會，授予武陽區“春耕模范”獎旗。在贈旗大會激勵下，中央蘇區各縣掀起農業生產熱潮。同樣，各企業也開展增加生產、節約材料等生產競賽。當年7月，臨時中央政府決定發行經濟建設公債300萬元，經過宣傳動員和認購競賽，公債銷售計劃提前超額完成。這種以競賽促生產的務實做法，是求真務實政績觀在經濟建設中的重要表現。

初心所向:心系群眾、造福于民

政績的根本標準在于是否真正為人民謀利益。在中央蘇區，黨和蘇維埃政府始終心系群眾，創造了深得民心的為民政績。

解決土地問題，讓農民獲得“唯一熱望的土地所有權”。土地是中央蘇區群眾的根本利益所在。從1928年《井岡山土地法》到1929年《興國土地法》，再到1931年“一蘇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黨逐步實行了“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原則。1931年5月，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明確宣布“一經分定的土地，即歸農民所有，任其出租買賣”（《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土地斗爭史料選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0頁）。土地革命的深入開展，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密切了黨群關系。

關心群眾疾苦，解決群眾生活難題。毛澤東同志在“二蘇大會”上強調要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38頁）。1933年春，長岡鄉貧農馬榮海房子失火，鄉蘇維埃政府發動群眾捐錢捐料，三天幫他蓋起新房。同年，為解決沙洲壩群眾吃水困難，毛澤東同志帶領工作人員挖了一口直徑85厘米、深約5米的水井。在毛澤東等領導人的帶動下，中央蘇區普遍實行“禮拜六義務勞動”制度，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等帶頭為紅軍家屬砍柴、挑水、犁田，帶動蘇區形成關心群眾的濃厚氛圍。

關注群眾健康，把防疫衛生作為重要民生工作。1932年初，贛西南富田發生鼠疫、閩西暴發天花。為遏制疫情蔓延，臨時中央政府“決定舉行全區防疫衛生運動”（《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的第四次常會》，《紅色中華》1932年1月13日）。1月13日，《紅色中華》發表社論號召“各級政府各紅軍應當領導群眾去做防疫的衛生運動”。隨著《蘇維埃區域暫行防疫條例》的頒布，蘇區建立起從中央到鄉村的衛生防疫機構，蘇區民眾的發病率大幅下降。

保障群眾政治文化權益，讓群眾真正成為政權的主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年滿16歲的公民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中央蘇區進行了三次大規模民主選舉，許多地方選民參選率在80%以上。同時，蘇區大力開展文化教育運動，設立列寧小學普及義務教育，興辦夜校和識字班開展掃盲。據統計，1934年1月，中央蘇區有列寧小學3052所、學生89710人，補習夜校6462所、學生94517人。正是堅持正確的政績觀，真心實意為群眾謀利益，使黨贏得了人民群眾的真心擁護。

謀事之基：調查研究、深入實際

正確的政績源于對實際情況的深刻把握。1930年，毛澤東同志指出，我們需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本本”，但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的本本主義，“怎樣糾正這種本本主義？只有向實際情況作調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12頁）。在中央蘇區，黨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把調查研究作為重要的工作方法，創造了經得起檢驗的政績。

堅持調查研究，從深入實際中掌握真實情況。毛澤東同志是開展調查研究的先行者，1930年，他陸續在尋烏縣、羅坊鎮等地開展調研，撰寫了《尋烏調查》《興國調查》《木口村調查》等報告，深入分析了富農問題、工商業發展和土地分配等狀況，為調整階級關系、開展土地革命提供了科學依據。在調查過程中，毛澤東同志始終秉持“甘當小學生”的態度，善于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他后來回憶：“大家熱烈地討論，無話不談，親切得象（像）自家人一樣。”（《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頁）1933年11月，為籌備第二次全蘇大會，毛澤東同志又深入模范鄉長岡鄉和才溪鄉進行調查，系統總結基層蘇維埃工作經驗，有力推動了蘇區各項建設。

培養求實作風，推動調查研究制度化。在毛澤東同志的影響下，中央蘇區的紅軍和地方各級黨政干部掀起調查研究熱潮。毛澤東同志為紅軍政治機關制定社會調查大綱，強調“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斗爭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92頁）。1929年9月，陳毅同志指出：“游擊部隊達到某地以后，第一步必須做調查研究工作，由軍官及黨代表負責必須經過調查工作以后，才能開會決定該地工作。”（《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59頁）這種制度化的調查研究，使紅軍避免了脫離客觀環境僅憑主觀決定政策的風險，培養了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優良作風，為正確政策的出臺奠定了堅實基礎。

運用調研成果，從發現問題中及時糾偏正誤。調查研究是克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有力武器。鄧小平同志擔任瑞金縣委書記期間，針對土地分配中存在的干部優親厚友、貧苦農民分不到好田等問題，到葉坪鄉黃埠頭村蹲點調查，挨家挨戶走訪。在摸清真相后，重新組織貧農團丈量土地，按肥瘦、水源重新分配。1933年，于都縣三門灘鄉在推銷經濟建設公債時，干部李漢盛采用攤派、命令、強迫等方式，完全不考慮群眾的承受能力，群眾怨聲載道。區委進行調查后當即召開大會，“嚴格指出該鄉蘇李漢盛官僚主義及攤派命令強迫方式”。糾正錯誤后不到兩天，“該鄉勞苦工農群眾自動的推銷經濟建設公債一千余元，集中現金九百余元”（《粉碎命令攤派官僚主義——開展經濟戰線上思想斗爭》，《紅色中華》1933年9月27日）。這種通過調查發現問題、運用糾偏推動工作的做法，正是中央蘇區干部創造良好政績的重要方法。

治本之策：建章立制、清正廉潔

政績的分量在于清廉的底色。1934年9月，中央審計委員會提出：“只有蘇維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潔政府。”（《中央審計委員會關于四個月節省運動總結》，《紅色中華》1934年9月11日）在中央蘇區，黨和政府通過建章立制鍛造了一支清正廉潔的干部隊伍，保障政績經得起檢驗。

嚴明紀律規矩，從制度源頭筑牢廉潔防線。1927年秋收起義后，毛澤東同志宣布“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個紅薯”“打土豪要歸公”三大紀律；次年又補充“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六項注意；1929年形成包含“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廁所”在內的八項注意。這些成為全體官兵不得侵犯群眾利益必須遵守的鐵律。1933年12月，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訓令，規定了蘇維埃公職人員貪污浪費的量刑標準。這是黨的歷史上一部重要的反貪污浪費法令，標志著反腐倡廉工作步入法治軌道。

強化巡視檢查，從監督機制上糾治不良作風。1931年5月，《中央巡視條例》頒布，要求巡視員“生活必須下層化，經濟必須節省，做一般同志的模范”（《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8冊，第378頁）。從中央到省、縣黨組織普遍建立巡視制度。1932年3月，臨時中央政府發布命令，對“一切不執行上級命令和工作不積極的要予以革命紀律的制裁”（《人民委員會命令第五號——切實執行工作檢查》，《紅色中華》1932年3月2日）。同時，蘇區建立群眾監督網絡。各級工農檢察部或科設立控告局，在群眾集中處設立控告箱，鼓勵群眾揭發“貪污浪費，官僚腐化，或消極怠工的現象”（《工農檢察部控告局的組織綱要》，《紅色中華》1932年9月6日）。這些舉措體現了蘇維埃政權通過建立監督機制來強化內部管理，防止權力腐化。

厲行節約奉公，從干部表率中彰顯清廉本色。中央蘇區發布多個節約文件：1932年2月，中央政府發布《幫助紅軍發展革命戰爭、實行節儉經濟運動》的通令；7月，毛澤東同志強調，“政府中一切可以節省的開支，如客飯，辦公費，燈油雜費，都須盡量減少……養成蘇區中更加刻苦更加節省的蘇維埃工作作風——這是萬分必要的”（《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9頁）。1933年12月，《紅色中華》刊文倡議“六項節省規約”，號召蘇區軍民從節約一個銅片做起，把厲行節儉的要求落實到工作、生活、生產之中。次年3月，陳云、鄧穎超等23位領導同志聯名倡議“每天節省二兩米”“免發熱天衣服”。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劉啟耀帶頭“自帶干糧去辦公”等事跡，生動體現了“蘇區干部好作風”。1934年4至7月，中央政府的行政費減少30%。正是這種嚴于律己、勤儉節約、清正廉潔的作風，使黨贏得了人民群眾的真誠擁護，讓創造的政績更有分量、更有說服力。

中央蘇區的歷史經驗深刻表明，正確的政績觀既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更要有“功成必定有我”的擔當。中央蘇區時期，我們黨發展生產、突破封鎖，保障革命勝利；心系群眾、造福于民，贏得民眾擁護；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經得起歷史檢驗；建章立制、清正廉潔，永葆政治本色。正是這種為民造福的執政理念，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實干奮斗的實踐品格，鑄就了“蘇區干部好作風”的光榮傳統。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新時代新征程上，廣大黨員干部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應該從中央蘇區時期汲取歷史的營養。

（作者：林緒武，系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