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家林（同濟大學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院長、教授）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要“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十五五”時期是我國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關鍵五年，2026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推動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動態適應、協同共進，是應對風險挑戰、釋放制度紅利、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值此2026年全國兩會召開之際，應結合當前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和未來趨勢，促進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在更高水平上的良性互動。

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有機整體。國家治理為社會發展提供制度框架、政策保障與動力機制，其效能直接決定社會發展的質量、速度與可持續性。社會發展則為國家治理提供物質基礎、實踐場域與目標指向，其變遷對國家治理不斷提出新要求、新挑戰。“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核心要義就在于通過制度的成熟定型與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將我國制度優勢系統轉化為治理效能，進而持續推動社會發展進步與民生福祉提升。

進入“十五五”時期，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帶來需求結構的深刻調整，新科技革命催生產業形態與生活方式急劇變革，國內外環境復雜性、不確定性增強。這些新形勢、新變化，要求國家治理體系必須具備更強的適應性、前瞻性與協同性。國家治理現代化不能脫離社會發展的鮮活實踐，必須回應社會發展的現實訴求，在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中彰顯價值，在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中汲取智慧。因此，二者“更好相適應”的本質，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動態優化與社會發展有序演進的同頻共振。

推動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最根本的是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必須將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治理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確保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正確方向。健全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制度體系，優化決策機制，提升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國家治理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諸多領域，各項改革關聯性強，需注重改革的系統集成、協同高效。加強頂層設計，注重各項制度間的耦合性與聯動性，避免出現改革的“碎片化”。建立治理效能評估與反饋機制，定期對重要制度的執行效果進行評估，及時調整優化，形成“實踐—認識—制度—再實踐”的螺旋上升路徑。“十五五”規劃編制與實施，本身就是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互動的重要載體，應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任務、舉措有機融入發展規劃，實現戰略目標、重大任務與制度建設的無縫銜接。

推動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應重點把握以下關鍵路徑。其一，強化制度供給與社會需求精準對接。進一步完善民意識別與回應機制，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動態捕捉社會各階層、各群體的利益訴求與政策反饋。在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重點民生領域，加快補齊制度短板，構建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使制度設計直抵民生痛點、回應社會熱點。其二，提升治理能力與破解發展難題同向發力。著力提升宏觀政策逆周期與跨周期調節能力，健全防范化解重大經濟風險機制，為高質量發展注入穩定預期。推動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構建并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提升公共服務水平。健全源頭預防、過程控制、損害賠償、責任追究的生態環境治理體系，以剛性制度護航綠色發展。其三，促進技術賦能與社會運行模式創新深度融合。全面推進數字政府2.0建設，打造整體智治、高效運行的現代政府。利用數字技術優化公共服務供給方式，讓群眾享受更便捷、公平的服務。建立健全對平臺經濟、共享經濟、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新業態的審慎監管制度，防范技術濫用帶來的社會風險。其四，構建多元共治與激發社會活力良性互動格局。進一步拓寬社會組織、市場主體以及公眾參與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在社區治理、行業自律、公益慈善、環境保護等領域發揮其優勢。通過構建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將社會的潛在活力與創造動力轉化為治理效能與發展能力。其五，統籌發展與安全并筑牢社會和諧穩定基石。堅定不移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既要關注傳統安全，也要重視非傳統安全，特別是數據安全、生物安全、供應鏈安全等新興領域。健全意識形態風險防控機制，完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通過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建設，為社會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的安全保障。

展望“十五五”，我們亟須通過持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有效破解社會發展中的瓶頸與難題，將制度優勢源源不斷地轉化為發展優勢、競爭優勢。唯其如此，才能在風云變幻的時代大潮中牢牢掌握發展主動權，引領中國式現代化的航船劈波斬浪、行穩致遠，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

[ 責編：周亞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