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小云（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南開大學金融學院院長、教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實現產業體系整體躍升，是‘十五五’時期的重要戰略任務。”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產業是國民經濟基石。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是培育新質生產力、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路徑。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十五五”期間要“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這為我國在“十五五”時期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提供了指引與方向。

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時代內涵

面向“十五五”，進一步推進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具有鮮明的時代背景。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與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共同決定了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必要性與緊迫性。

從國際環境看，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已成為大國博弈的焦點。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在非經濟因素干擾下加速重塑，我國發展同時面臨著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關鍵技術突破、核心產業鏈的控制權與高端價值鏈占位的競爭不斷升級，使科技創新不僅是生產力發展的關鍵，更深度嵌入國家安全與戰略決策。在錯綜復雜的環境中，要形成可持續的國家競爭優勢，就不能單純依靠技術突破或產業擴張，而應當通過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將技術進步有效嵌入產業體系全過程，構建起技術、產業與制度協同發力的內生機制。這是在全球產業重構和地緣經濟對抗加劇的背景下，增強發展韌性、提升核心競爭力，牢牢掌握發展主動權的必然要求。

從國內發展階段看，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具有歷史必然性。2025年，我國GDP邁上140萬億元新臺階，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預計達30%。在這一階段，我國已由全球價值鏈的深度“參與者”，逐步轉向關鍵環節和核心領域的“競爭者”乃至“塑造者”，在全球產業格局中的話語權不斷提升。但是，從總體上看我國產業鏈“大而不強、鏈而不穩”的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的“非對稱依存”問題尚未根本改變，成為制約產業向價值鏈中高端跨越的實質性掣肘。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加大力度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依托“新型舉國體制”在關鍵領域集中力量攻關的組織優勢，加快打通技術突破向產業能力轉化的關鍵通道，成為破解發展瓶頸、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實踐路徑

創新的實現依托于國家創新體系，這決定了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要堅持系統觀念。當前，應將重點放在三大著力點。

第一，以“鏈主”企業為樞紐，推動創新資源向企業集中。實現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需要推動創新資源向企業集中，充分發揮“鏈主”企業的引領帶動作用。“鏈主”企業通常具備更強的資源配置能力與協同組織能力，是推動產業鏈升級、激活科產融合微觀機制的重要載體。從產業創新生態系統視角看，“鏈主”企業往往承擔“架構與編排”功能，通過規則設計、接口標準制定與平臺化協同等方式，塑造生態內各類主體的行為邊界與協作模式。當“鏈主”企業提高技術門檻，或推出新的產品標準與接口規范時，為維持供應鏈關系穩定并保持自身競爭力，鏈上中小企業通常需要相應調整研發與工藝投入，通過滿足標準要求實現產品與能力迭代，從而在產業鏈內部形成由鏈主牽引的創新擴散與協同升級機制，這正是科產融合微觀機制的核心運行邏輯。這種“大企業搭臺、中小企業唱戲”的共生模式，能夠有效貫通基礎研究、應用開發與成果轉化全鏈條，促進創新要素優化配置。

第二，大力發展科技金融，暢通“科技—產業—金融”循環。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關鍵在于有效打通“科技—產業—金融”之間的壁壘，構建起一個相互滋養、協同共進的良性循環系統。這也對科技金融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金融支持科技創新要求金融體系能夠對創新進行動態定價，無形資產的信用增級作用表明，科技金融要進一步加強對無形資產估值以及專利等創新要素的量化分析。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科技金融理論也需要不斷創新，尤其是要實現估值方法由靜態向動態的演進，持續完善動態估值模型，不斷提升技術價值評估的準確性。同時，考慮到單一金融主體難以承擔創新風險，促進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還需實現創新風險在不同金融主體、不同階段之間的有效分擔。此外，科技創新風險還表現出顯著的跨階段演化特征，企業從研發、試驗到產業化的風險結構持續變化，要求具備差異化的風險管控策略。為此，需要深入研究融合過程中的跨主體、跨階段風險傳導框架，創新科技金融服務。

第三，創新產業政策，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在產業發展初期和市場機制不完善的階段，產業政策可通過科學的激勵設計與明確的信號釋放，引導資本、信貸等各類要素流向創新領域，有效緩解企業創新融資約束，推動企業加快創新與轉型；通過支持科研活動開展和高端人才流動，推動前沿技術向企業擴散，強化行業整體創新能力。需要注意的是，產業政策的有效性具有顯著的條件性與異質性，其實施效果依賴于科學的政策設計、完善的制度環境與地區資源稟賦。在市場不完備性較強或規模經濟顯著的部門，產業政策的促進作用更為突出；而在市場競爭充分的領域，過度的政策干預可能會抑制市場活力，反而不利于創新發展。從發展階段來看，跨國經驗表明，中等收入經濟體若不能實現技術創新向產業規模化擴散，極易陷入增長停滯的困境。因此，我國的產業政策需實現從短期刺激向長期創新能力培育的轉變，著力破解“創新—產業化脫節”“要素錯配固化”“制度與人力資本供給不足”等關鍵約束，不斷優化創新生態，推動產業體系實現整體躍升。

[ 責編：周亞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