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對中華文化傳承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作了全面系統深入的闡述。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是習近平總書記專門列舉的重要元素之一。“富民厚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關于經濟領域和經濟工作一以貫之的思想觀念，反映了中國古代先圣先賢們關于經濟社會發展的民本導向和道義原則。

“富民”一詞最早的文獻記載可以追溯到《管子》一書。《管子·治國第四十八》開篇即寫道：“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與管子的思想相似，孔子同樣十分看重百姓富足的重要性，視之為政之要義。《論語·顏淵第十二》記載，孔子在回答學生子貢問政時提出“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把實現百姓的豐衣足食確立為經濟、政治、社會安定的三大原則。在《論語·子張第十三》中，面對冉有“既庶矣，又何加焉”和“既富矣，又何加焉”的疑惑，孔子給出了“富之”而后“教之”的答案，明確提出“先使百姓富足，再進行教化”的主張。此間所言的“富之”和“足食”事實上都是“富民”的觀念。孔子的學生有若發展了孔子的思想，進一步提出“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強調了富國必須以富民為前提和基礎。

先秦儒家的思想深刻地影響了歷代封建王朝的執政理念，“富民”思想幾千年來代代相傳。放眼中華民族綿延千年的歷史文化傳承，消滅絕對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追求共同富裕是今日中國共產黨人對人民的莊嚴承諾和價值追求，也是中華民族的先圣先賢們“富民”思想主張的當代體現。“厚生”一詞的起源比“富民”更早，可以追溯到我國現今留存最早的上古文獻匯編《尚書》。《尚書》是儒家“五經”之一，其《大禹謨》篇強調善政有“六府三事”，六府指的是人民物質生活中的“金、木、水、火、土、谷”，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唐代初年著名經學家孔穎達在為《尚書》作注疏時，專門解釋道：“厚生，謂薄征徭，輕賦稅，不奪農時，令民生計溫厚，衣食豐足。”《尚書》所謂“六府”與“三事”，合稱“九功”。六府和正德、利用二事，其核心導歸和指向均為“厚生”。“厚生”展現了深厚的富民養民情懷，是善政的標志與目的，也是善治的體現。

“義利兼顧”的觀念是中國古代先圣先賢們呈現給當代世界各國的又一思想成果。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調“義利相兼、以義為先”的價值觀，與西方政治文化的理解和西方國家的政治實踐有著本質上的差異。英國19世紀三度出任外交大臣、兩次擔任首相的帕麥斯頓有一句名言：“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這句“名言”不僅是英國處理對外關系的圭臬，也是近現代以來西方國家處理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追求利益最大化、見利忘義，成為西方政治文化的真實寫照，也是西方政治思想、政治文化中的嚴重硬傷。作為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古代思想家關于“義利”關系的精彩論述。孔子在《論語·里仁篇》中直截了當地提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的觀點，從而給“義利”之辯劃定了明確框架，為后世儒家的“義利”爭辯確立了基本的價值判斷標準。荀況在闡發孔子思想時提出了“以義制利”的觀點。《荀子·大略》寫道：“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荀況“義利兩有”的主張，既克服了片面追逐自身利益、見利忘義的自私與狹隘；又避免了片面推崇“存天理、滅人欲”所導致的自我壓抑的消極傾向。荀況“以義制利”的觀點，涉及如何正確處理爭取自身利益與尊重他人合法權益的問題，與孟子所說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內核具有內在一致性，可以相互印證、相互注解。“義利兼顧”的理念，在數千年歷史長河中早已內化為中國人的價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且具有十分明顯的世界意義。它不僅是個人修齊治平的準則，還為當今各國處理紛繁復雜的國際事務提供了獨特的中華智慧。

把“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思想觀念放在一起強調，構建了全面系統的經濟倫理觀。這一觀念既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相契合，也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一脈相承。可以說，實現“富民厚生、義利兼顧”，不僅是我們共產黨人的政策主張和政策追求，更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題中應有之義與實現民族復興的重要標志。

 （作者：諶園庭，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