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特約評論員 班希迪

近日，著名蘇格蘭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在一次播客訪談中提出，西方國家必須針對“威脅自由的國家”開啟新一輪冷戰。在他看來，向此類國家學習將削弱西方的自我激勵，動搖其文化自信。為佐證其觀點，他援引了西方慣常的歷史敘事：歐洲在20世紀曾面臨最嚴峻的意識形態挑戰—蘇聯的左翼極權主義，但歐洲的社會市場經濟與自由民主制度最終經受住了考驗，巋然不動。

弗格森由此得出結論：中國構成類似前蘇聯的意識形態威脅，歐洲需以冷戰方式加以應對。弗格森的觀點誤判了中國體制的本質，如果西方國家照此辦理，可能導致一系列削弱其自身應對當下科技與產業變革能力的錯誤戰略。

中國并非意識形態挑戰者。今日之中國，無意將其政治體制強加于世界。中國是一個文明國家，其政治體制雖較西方更強調集體本位、層級協調與執行效能，但本質上根植于自身歷史傳統與發展路徑，而非對外擴張的意識形態綱領。

恰當的認知是將中國體制視為一種替代性的文明發展路徑——一種兼具強大國家協調能力、快速執行效率與企業家風險承擔精神的治理模式。

工業人工智能時代，中國具備的結構性優勢，恰恰與下一階段的技術演進路徑高度契合。中國擁有規模龐大的理工科人才儲備與高技能技術工人隊伍；產業勞動力普遍適應高強度工作節奏與持續性的流程優化；企業善于將人工智能、自動化與數據分析等數字工具直接嵌入制造場景，實現“邊生產、邊迭代”的快速創新。

西方基礎研究質量更高，人工智能大模型與軟件生態領先，資本市場高度成熟。這些優勢固然對未來技術發展至關重要，但若缺乏有效的組織轉化機制，便難以自動轉化為成功的“再工業化”或完成廣泛的數字化轉型。尤其在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工業生態中，技能缺口與組織僵化仍是現實瓶頸。

部分西方媒體和政客鼓吹的所謂全面“對華脫鉤”戰略恰恰忽視了這一基本事實。它隱含的假設是：西方可迅速且低成本地復制中國在產業執行層面的能力。但風險在于，當工業人工智能、綠色技術與先進制造亟須規模效應、響應速度與實操經驗之時，強行“脫鉤”反而可能阻礙西方自身的再工業化進程。

在“文化自信”方面，西方制度（包括政府、企業乃至高校）的慣性與遲滯更多源于恐懼——對價值妥協的恐懼、對政治反噬的恐懼、對聲譽受損的恐懼。這些恐懼催生過度監管與緩慢決策，形成自我強化的路徑依賴。倘若西方真正對其核心價值的韌性抱有信心，便無需將每一次對華合作都視作“道德試金石”。真正的文化自信，應體現為一種審慎而開放的判斷力——允許在利益交匯領域開展務實協作，又不必以制度趨同或價值讓渡為前提。

承認多元文明共存，并非放棄自身價值，而是正視一個現實：不同社會制度在現代化進程中各有所長。有的體制更利于激發個體自主性與創造性；有的體制則在統籌協調、規模動員與高效執行方面更具優勢。

若歐洲以此視角重新定義對華關系，則有助于其降低意識形態張力，為務實合作開辟空間。中歐可在非敏感的工業人工智能、綠色制造工藝、技術標準共建、應用型工程與技能人才培養等領域開展協作。此類合作既不威脅西方核心價值，還能提升其在技術變革時代的適應能力。事實上，此類合作已在企業層面與專業技術領域悄然展開。

今日之中國，并未構成意識形態生存威脅。歐洲若在對華關系中仍固守冷戰思維，則無異于以昔日的概念工具應對全新的歷史挑戰。當前西方面臨的真正考驗，并非在意識形態上“戰勝”中國，而是在技術加速變革的時代，實現自身的制度更新與能力重塑，并在已然浮現的多極世界秩序中，證明其持續的適應性與引領力。

倘若西方能夠采納這一認知路徑，便可在堅守自身價值選擇的同時，以務實姿態與一個必然包含多元文明的世界展開建設性互動——這才是文明自信的真正彰顯。（作者系匈牙利經濟學家、匈牙利帕茲馬尼?彼得天主教大學教授）

編審：高霈寧 蔣新宇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