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7日晚9點50左右，長沙市解放西路太平街口，喬裝成流浪漢的記者的記者蜷縮在街頭，接到報警后，警察趕到了現場將其接進警車，隨后送至長沙市救助站。圖片來源：童迪/CFP

新聞鏈接>> 9日某媒體原報道：《一個記者的“恐怖救助”之旅》

2012年12月下旬，在長沙雨花區一橋下，一名流浪者凍死;今年1月3日，長沙開福區一橋下，另一名流浪者凍死。短短數天，兩起人命，他們緣何拒絕溫暖不去救助站?

記者特地走近長沙流浪者，體會他們最真實的世界。不準拘禁或者變相拘禁受助人員;不準打罵、體罰、虐待受助人員或者唆使他人打罵、體罰、虐待受助人員

2003年，孫志剛事件后，《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推行。

24年不入 流浪者為何不愿去救助站

1月6日22時，長沙解放西路人流鼎沸，欒衛東也開始忙碌起來：他身穿軍大衣、棉鞋棉褲，手拎著一個大塑料編織袋在垃圾筒里仔細翻揀著。這種在長沙深夜拾荒的生活，欒衛東已經過了近三年，此前他已在全國流浪了21年，下過新疆的小煤窯、進過河南的黑磚廠……2009年，他來到長沙，“長沙要暖和一點。”

三年中，志愿者、警察，甚至路邊的居民都曾勸他：去救助站吧。每次他都是笑笑婉拒。“救助站最終都把人送回家，如果我能在家生活，還出來流浪做什么?”欒衛東說，他也曾在其它城市進過救助站，但因為感覺“像犯人一樣”，就再也沒去過。

記者連續一周在長沙調查了近20名流浪者發現，盡管他們都衣衫襤褸、食不果腹，但幾乎無人愿去救助站，寧愿在橋洞、地下通道、工地邊、火車站等地拾荒度日。

救助站到底怎樣?本報派出記者戴鵬，以流浪者身份全程體驗。

無法接通 連續十次未打通救助電話

1月7日21點，記者與欒衛東一同站在解放西路太平街口。此時的記者，身披一件欒衛東給的破棉衣。“完全認不出來。”一旁的欒衛東說。很快， 途經市民發現了記者，撥打了長沙市天心區救助管理站的電話。

21點38分，市民撥打第一個電話時，無人接聽。此后連撥四個電話，均是占線。第六個電話，撥通卻無人接聽，接下來四個電話，又全是通話中。十個電話后，記者仍無法取得救助。

21點44分，市民撥打110求助。

21點49分，坡子街派出所的民警打來電話問明情況。

21點55分，兩名民警到達現場，認真詢問情況后，和市民一起將記者攙扶上車，直接送往位于窯嶺的長沙市救助站。

三人圍毆 死縛雙手，死摁雙腳，膝蓋頂頭部

22點30分左右，證實記者未飲酒后，長沙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員同意提供相應的救助。

約五分鐘后，民警離開，現場氣氛驟變。

“你叫什么?住哪里?”記者抬起頭，發現救助站工作人員已是滿面寒霜。

因為改扮的是聾啞流浪者，記者未作回答。幾度詢問后，因未獲答復，工作人員音調漸高。

這時，一名工作人員突然沖上前來，繞到記者背后，將記者雙手死死束縛。緊接著，另外兩名工作人員沖上前來，死死地摁住記者。

眼見毆打可能升級，記者呼救：“救助站不能打人的，救助站不能打人的……” 一工作人員一邊說：“不打你，不打你”，一邊卻突然將記者重重地絆倒在地板上。

隨后，兩名工作人員將趴在地上的記者雙腳死死摁住，瞬間，記者無法動彈，呼吸困難。

放棄救助 “現在想走?晚了!”

“我不接受救助了，我要出去，我要出去!”被摁在地上，記者眼冒金星，感覺幾欲暈厥，無奈告饒。“現在想走?晚了!”用膝蓋頂著記者頭部的救助站工作人員出言不遜。

“按國家規定，受助者可以自愿接受救助站的救助，也可以自愿放棄救助站的救助，救助站不能限制接受救助的流浪者人身自由。”記者說出理由后，同樣遭拒。

最后，記者迫于無奈告訴工作人員遠在浙江老家的父親的電話，在父親與工作人員交涉要求放人后，工作人員才將記者松開。隨后，長沙市救助站工作人員拿出一份表格，要求必須在這份表格上寫上“自愿放棄救助”、簽上名字、按好手印才同意記者離開救助站。

當晚11點左右，記者離開了長沙市救助站，此時距記者走進救助站還不到40分鐘。

記者目擊 老漢手腳被捆 救助站內呼救

23點30分，本報另一路記者進入救助站接應戴鵬，卻意外發現，此時救助站大廳地上放著一副擔架，上面正躺著一名老年流浪男子。

他雙手被白色麻繩反捆在背后，繩子深深地勒進衣服里;雙腳小腿處被膠帶綁在一起。他使勁地想坐起來，但根本無能為力，最終只能半仰著身子，向記者呼救：放開我，放開我!

途經老人身旁的記者趕緊蹲下身子，靠近他詢問為何被捆綁，老人只是拼命哀求：“你先把我放開，放開我的腳，讓我坐起來。”記者看到，他花白的頭發、破爛的衣裳、下嘴唇處一圈血跡已經凝結成痂。當記者問他是否挨過打時，他點了點頭，眼角涌出淚水。

“我是記者，不是救助站的，沒有權力放開你!”一聽這話，老人家眼色頓時黯淡下來，再也沒有理睬記者。大約一個多小時后，這名老人不知所蹤。

記者手記 他們為什么拒進救助站我們為什么無法解答

一2003年3月，公民孫志剛在收容站遭暴打離世。十年后，下一場大雪來臨前，一個求助者，在長沙救助站遭遇圍毆。他是記者戴鵬。如今，“收容”早已更名“救助”。若改動的只是詞語，那蕓蕓眾生應當權衡：如果某天，我也流浪街頭……

去年歲尾，一名流浪男子凍死在雨花區橋下;1月3日，另一名流浪男子凍死在開福區橋下。“他們為什么寧愿露宿街頭，也不愿去救助站?”這是最大的疑問。

如果我們是一名求助的流浪者，我們將會遇見什么?這是采訪的起點。記者戴鵬，以一名流浪者的身份體驗救助站，在長沙下一場大雪來臨前。

我們本想替那些不愿進救助站的流浪者們，體驗救助之路;我們本想看看那些溫暖的救助細節，感受溫暖之路;我們本想告訴那些迷失的人們，找到回家的路。

二 當坡子街派出所的民警將戴鵬送進長沙市救助站。

沒有噓寒問暖，沒有熱飯熱茶，沒有御寒衣被。起初是救助者皺眉品評：吸毒?醉漢?其后是冰冷拷問……或許，這只是他們的流程;或許，這只是他們的習慣;或許，還有太多的或許。

最終，在監控視頻里，一個畫面將冰冷定格：兩名工作人員死死地摁住他的腳，一名工作人員狠狠地用膝蓋頂著他的頭部……

數分鐘后，他不堪忍受高喊：“我不要救助，我要出去!”事情由難變易，打人者收工，他離開了救助站。人民路上雪猶未融，天地依舊祥和。

這是這場體驗的黑色終點。

三

面對一身傷痕，此前的懸疑追問似乎已無需再解。流浪心酸，安睡不易。流浪，但常思家園之暖;落魄，卻有血有肉有尊嚴。不飲盜泉之水，不受嗟來之食。他們不是城市的傷疤，他們考驗城市的胸懷。

于之前湮沒無聞的被打流浪者而言，戴鵬所遭受的虐行，一拳一腳實際上都打在每個流浪者的生存權上。在他之前，誰能想象當另一名流浪者被送入此門，遇見了什么?

孫志剛離開后，他的墓碑上刻有：“逝者已逝，眾惡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廟堂者與處江湖者，當以此為鑒，牢記生命之重，人權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無使天下善良百姓，徒為魚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