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老人幫忙、兩輩人教育思維有異、不放心交給保姆……產假結束后，未到入園前，這段日子娃由誰來管？是擺在不少雙職工家庭面前的難題。

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賀丹接受采訪時稱，應重視企事業單位和各類組織機構的社會責任，推動“家庭友好機構”建設，鼓勵有條件的企事業單位開辦幼兒園和托兒所。全國政協委員謝文敏也表示，建議鼓勵用人單位為職工提供托幼服務。“每句話都說在我們心坎里”“女代表最懂職場媽媽”……對于相關提議，不少網友紛紛點贊。而在專家看來，完全由企業承擔職責過重，不妨建立以社區為依托、機構為補充、普惠為主導的資源供給體系。

企業托兒所曾是常態

“弄一間屋子，招兩位阿姨看著，從我們工資里扣點兒給阿姨開工資都行啊！”對于由用人單位開辦托育機構，曉燕語氣里充滿向往。

婆婆身體不好，老公長期在外地工作，每月只能回京兩三次。母親幫著把孩子帶到快2歲時，曉燕的哥嫂也生了孩子，需要老人經常過去幫忙。于是入園前這段時間，若沒有老人搭把手，曉燕只能把孩子帶到辦公室。

幸而同事比較體諒，曉燕尚可勉力維持。但借助動畫片吸引孩子注意是少不了的，午睡也只能安置在辦公室角落小沙發上。她時常心生愧疚，偶爾還要面對孩子吵鬧的尷尬。

和曉燕相比，有婆婆幫忙的小陳至少不用擔心孩子吃睡問題。但她偷偷“吐槽”稱，孩子奶奶不愛出門，就喜歡在家看電視，做飯時肯定也是靠電視來“拴著”孩子。老人幫忙照顧孩子本就不易，也不好說得太多。

“要是公司能托管孩子就太好了，起碼不至于看太多電視。午休還能見一次，不像現在加班回去晚了，可能一天都看不到。”小陳坦言，自己知道有上門日托，保育老師可以到家提供服務，但價格實在昂貴。也考察過幾家面向1歲至3歲幼兒的商業托育機構，“稍微看得上眼的，每月費用都奔著一萬元去了。”

嘆氣之余，小陳不禁回想起自己從6個月到5歲多，都是在媽媽國企工廠開辦的托兒所、幼兒園中度過的。相關新聞評論中，也不乏各地網友對往昔時光的追憶：“各個企業，甚至是我父母上班的那種小廠，都是有免費托兒所的。如果不是這個提案，我甚至都快忘了以前這是常態”“小時候廠辦的托兒所，1歲多孩子就能去，父母上班順手就把孩子放托兒所，現在倒要重新呼吁了，唏噓”……

新嘗試或踩雷或供不應求

事實上，近年來不乏“由用人單位開辦托育機構”的各類提議。作為知名人口學者，攜程創始人梁建章曾發表《中國為什么缺少托兒所》，稱生育政策的改變，加上社會狀態的改變，令沒有托兒所的弊病又逐漸顯現出來。

2016年2月，攜程在其上海總部開辦親子園，可接收企業職工的1.5歲至3歲幼兒。據當時媒體報道，很快有120多人選擇了親子園，并陸續有新進員工排隊申請。

然而好景不長，2017年11月，攜程親子園曝出虐童事件。教職員工給幼兒喂食芥末、毆打推搡幼兒，引發輿論沸騰。“若托兒所停辦，攜程是受害者，倒霉的是員工”，彼時攜程公關總監宋燕發表的這番感慨，被不少人視作公司方面在推卸責任，但也無法否認，她直白地說出了幼兒父母面臨的無奈現實。

曾考慮為員工解決后顧之憂的不止攜程，2017年春季，京東也宣布開辦“初然之愛托幼中心”，免費接收4至24個月的嬰幼兒，總計能夠接收約20名寶寶。

出于各種考慮，京東方面未對本報記者希望探訪該托幼中心的請求作出回復。但據此前媒體報道，托幼中心自運營來預約火爆，需根據員工在職年限排隊，名額供不應求。且其功能主要定位為“為寶寶提供早教體驗和父母臨時托付”，每次入園為期一周。相關負責人曾表示，此舉是為了讓服務的覆蓋范圍大一些。雖與公眾慣常理解的托育機構運行有異，更接近臨時求助的“應急措施”，仍引得不少雙職工家庭艷羨不已。

小規模托育機構難抵風險

由企業開辦托育機構，不以營利為目的，意味著必須投入大量資源。更不用說萬一出事，企業形象面臨的巨大風險。無論從實力和意愿出發，鮮有企業能夠承擔。而除了商業高價托育機構，相對親民的小機構，則難以抵擋經濟環境的“風吹草動”。

“托兒所？已經轉出去一年多了！”提起自己曾開在樓下的托兒所，小賈五味雜陳。2017年6月，她從小區里租來一套120多平的三居室，辦起了家庭式托兒所。因為知道幾乎不可能辦下來正規手續，她一直低調行事，連招牌都沒敢掛。即便如此，接二連三的上門檢查還是讓她提心吊膽。

“規模最大的一次是轉手前半年，來自衛生、消防、社區的十多名工作人員聯合行動，認為民房辦托兒所存在不少隱患。”小賈意識到，這樣下去終究不是長久之計。正好附近新開的一家做專注力訓練的機構有意向，于是連人員帶設備一并轉過去了。僅僅一個月后，疫情突然來襲。“幸好已經轉手了，否則肯定損失慘重！”

北五環外，葉梅開在小區里的托兒所規模也在不斷縮減。2019年3月，精心打造的第一家托兒所正式開業時，她滿心期待。“那段時間一直在穩步發展，后來又開了第二家，當年冬天已經基本可以實現單月收支平衡。”然而，疫情讓一切戛然而止。“一停就是七八個月，房租壓力太大，只好縮成一個店。”

經過努力，葉梅終于在去年底再次實現收支平衡，結果又遭遇了今年元旦前后的新一輪疫情。沒辦法，她只能把原來家里的東西搬過來，辦起了真正意義上的家庭式托管。“目前這套房是兩居室，我們一家人住主臥，留下客廳作為孩子們的活動區，次臥作為就餐、手工、繪畫的區域，托管的孩子也就兩三個，勉強維持運營。”

至于是否還能迎來轉機，葉梅心里沒底。“單純做托育本身就很困難，基本需要半年一招生，上半年相對好一些，但下半年有的孩子要上幼兒園，就又流失一批。”

由幼兒園開托班質量更有保證

“鼓勵用人單位建立托育機構固然是一種解決路徑，但存在很多現實困難。”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研究員蔣永萍談到，80年代以前，我們國家的托育服務的確主要由用人單位提供，那個時期女職工產假較短，哺乳需要無法得到滿足。而現在產假相對延長，再加上技術進步，有了一定的母乳儲存條件，讓女職工可以不再依賴單位提供托育服務。

此外，蔣永萍認為，全社會在0到3歲嬰幼兒的養育觀念上也發生很大變化。以往托育服務僅限于最基本的照護，現在則更重視育兒質量，對從業人員要求更高。用人單位很難直接提供服務，需要委托其他專業機構來完成，運營風險較大。即便真的建立，究竟有多少職工會把孩子帶過來也是個問題。北京等大城市通勤時間較長，特別是對于坐公交或地鐵上班的職工來說，帶3歲以下嬰幼兒擠早高峰不但辛苦，而且不安全。

“相比之下，在社區建立托育機構或許更現實，而幼兒園開設托班會比家庭式托兒所更可行。”在蔣永萍看來，《上海市托育服務三年行動計劃（2020-2022年）》值得借鑒。“其中，提到要擴大托幼一體規模，建立以社區為依托、機構為補充、普惠為主導的資源供給體系。并明確要求在有條件的公辦幼兒園開設托班，鼓勵民辦幼兒園開設普惠性托班，托幼一體園所在公民辦幼兒園總量中占比不低于50%。”

蔣永萍坦言，按國家衛健委印發的《托育機構設置標準（試行）》和《托育機構管理規范（試行）》，家庭式托兒所很難完全達標，也不太容易取得家長的信任。“更何況，孩子3歲以后又會去幼兒園，如果單純提供托育服務，運營壓力會很大，人員招聘也是難題。”她提出，由幼兒園來開設托班基礎會好很多，質量也更有保證。“托幼一體化還需要在管理體制上跟進調整，托育服務涉及多個部門，如果能夠由教育部門來牽頭，將會更有助于托幼一體化的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