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給公共衛生建設哪些啟示

疫情中顯現公共衛生專業人才緊缺等問題；代表委員提出擴大傳染病醫院建設規模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也是我國公共衛生體系的一次“大考”。這場疫情，給我國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帶來哪些啟示，成為今年全國兩會的熱點議題。

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醫藥衛生專門委員會主任，北京大學醫學部公共衛生學院衛生政策與管理系主任、教授吳明，呼吁各方重視疾控體系的建設。她建議，變革各級疾控中心人員管理方式，吸引更多人才加入公共衛生隊伍。

全國人大代表、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感染科主任蔡衛平作為廣東省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專家，一直奮戰在疫情最前線。疫情中，他提交了兩份建議，建議建立高效、公開、透明的傳染病防控體系，以及建設“平戰結合”的綜合性傳染病醫院。

建議1

公共衛生人才培養需加強

此次疫情中，公共衛生專業人才緊缺的問題浮出水面。

“中國公共衛生人才嚴重緊缺，特別是具有應急事件應對能力的高水平公共衛生專家。”全國政協委員、福建省立醫院內分泌科主任侯建明介紹，目前國內的高等教育3000多個大專院校的學科設置中設有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專業或學院的大學僅有80余家，每年培養公共衛生專業本科生僅7000人左右，遠遠無法滿足我國公共衛生體系建設需要。

侯建明建議，公共衛生與防疫人才的培養一定要擴大規模、提高質量，教學與科研并重，建立公共衛生與防疫的研究體系。非預防醫學專業的醫學生也應該認識到預防醫學的重要性，鼓勵高校在臨床醫學專業課程設置中增加預防醫學的比重，提升到與內、外、婦、兒等學科同等重要的地位。

在吳明看來，公共衛生隊伍建設的關鍵在于疾控系統能否吸引公共衛生人才，“如果職業平臺缺乏吸引力，培養再多人也沒有用。”

但現實卻是國內公共衛生的職業體系不健全，從業者薪酬不高、地位不高、隊伍不穩定，人才難以吸引進來。侯建明指出，公共衛生體系盈利小、支出大，且專業人員薪資微薄、社會地位偏低，導致公衛人才相繼流失。

首當其沖的問題是政府發展公共衛生內在動力不足，重醫輕防。吳明指出，近年來政府財政對公共衛生的投入持續增加，公共衛生系統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但與治病救人相比，很多公共衛生措施尤其是預防措施，效果顯現是滯后的，可能十年、二十年以后才顯示出來。這就導致很多工作績效在短期內并不明顯，而且不易測量，對政府的激勵不足。她認為，政府的理念亟待轉變，“簡單來說，首先要對預防重視起來，不能急功近利。”

其次，吳明認為，公共衛生補償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疾控機構的管理方式也需要改革。“好的機制能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加入這一行業，疾控系統能力自然也就提高了。”吳明建議，完善激勵機制，比如采取政府購買服務、取消工資總額等方式，建立多勞多得的激勵機制，增加公共衛生崗位的吸引力。

建議2

疫情直報系統應更科學暢通

傳染病的早期發現很大程度上依賴醫生的警覺。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第一醫院教授丁潔建議，加強臨床醫院以及臨床醫生在國家重大疫情防控機制中的作用。

“由于臨床醫院和醫生每天接觸大量各類就診人群，發現疫情最‘現成好用’。”丁潔認為，一方面，在醫學院、畢業后教育、繼續醫學教育等各個教育階段都要不斷強化傳染性疾病防控知識教育，“不能事來了臨時抱佛腳”。另一方面，要在機制建設中對醫院、醫生在疫情發現中的作用、角色，發揮作用的途徑、方式、方法，給予明確，而且要簡單明了。

同時，疫情直報系統要更科學、暢通。丁潔建議，疫情直報網絡應既有日常傳染病上報的“按部就班”，也要有到達警戒線的臨床醫院和醫生的直報途徑。同時，疫情直報系統設計每一層面操作均應留痕。

建議3

建設“平戰結合”傳染病醫院

此次疫情初期，新冠肺炎患者激增，武漢曾陷入一床難求的困境。武漢多家醫院臨時改造，并“光速”新建雷神山、火神山醫院，收治新冠肺炎重癥患者。這也讓不少人開始思考，我們是否需要更多傳染病醫院，來應對隨時可能到來的疫情？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主任朱同玉指出，全國范圍內傳染病醫院數量不少，但普遍規模較小、學科設置單一，床位數、醫護人員數量、醫療設施等均相對有限，不能滿足區域集中救治需要。在朱同玉看來，傳染病醫院生存艱難，綜合性醫院應對乏力，關鍵時刻難以承擔傳染病救治的應急任務。

為此，朱同玉建議，在全國布局建設“應急醫學與戰略儲備中心”。他認為，根據我國人口分布特點，為應對10萬人級別的全國性疫情暴發，可按人口在全國超大和特大城市分區規劃約10家國家應急醫學與戰略儲備中心，每個中心應具備3000-5000床的收治能力。“平戰”結合的應急醫學中心在疫情暴發短時間內，即可收治大量病例，為其他醫院床位騰挪贏得時間，將疫情的損失降到最低。

蔡衛平則建議，擴大傳染病醫院建設規模，“平戰結合”。

“傳染病與普通疾病不同，通常1個有癥狀病人會有數倍的無癥狀感染者，還要考慮無癥狀攜帶者的隔離需要。”蔡衛平認為，除仍按1床/萬人計算設置或增加標準床位外，還需要預留擴展用地，以備疫情發生時可搭建臨時性的“小湯山醫院”，醫院可預留用地，地下預埋管線，一旦需要在上面搭建臨時板房即可使用，避免突擊征地新建臨時醫院的被動局面。

蔡衛平還指出，大多數傳染病醫院無滿足生物安全防護條件的臨床實驗室，難以開展SARS、MERS等特殊傳染病臨床檢測項目要求。為此，他建議，大型傳染病醫院應設立臨床P3實驗室，以備疫情時臨床檢測符合生物安全要求，能正常開展相關檢測，減少標本外送引起的潛在風險。

新京報記者 許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