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美國學者認為，西方國家的政治極化加劇治理困境

“是時候重視中國經驗了”

當今世界，政黨制度在大多數國家的整體政治架構中占據關鍵位置。構建良性健康的政黨制度，事關民主質量、治理成效與公眾利益。但從現實來看，在美國等西方國家，選票政治邏輯下政黨關系的一個突出表現是為對抗而對抗、為否決而否決，解決實際問題時躑躅不前。與之形成鮮明對比，中國的政黨制度則基于不同的民主邏輯，呈現更大的活力生機。

“中國的制度設計在政策延續性、決策果斷性以及長期實施特定戰略的能力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

日前，美國國會參議院就基礎設施建設問題舉行聽證會，特朗普政府的勞工部長、商務部長等五位部長出席。兩個多小時的唇槍舌劍，民主黨參議員費盡心機，頻頻發難，五位內閣成員也不示弱，場面火爆，但在基建資金來源、是否加重民眾負擔等關鍵問題上卻語焉不詳。

近期，特朗普政府與國會民主黨人各自拿出一份基建方案，盡管兩黨都希望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但其內容明顯打架，承諾中的萬億美元基礎設施投資至今仍是空中樓閣。事實上，在今天的華盛頓，任何議題只要夠分量擺進國會議程，兩黨觀點幾乎都截然相反。“當前美國政治的極化程度，在現代以來的美國歷史中未曾出現過，幾乎已經和19世紀末期的情況相當。”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公共事務學院教授馬克·彼得森對本報記者如是表示。

就在美國國會兩黨圍繞基礎設施建設、控槍、移民等熱點問題爭執不下之際，中國兩會正在舉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正呈現出團結民主、務實進取的昂揚奮進氣象。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期間，來自34個界別的2100多名全國政協委員共同為改革發展獻諍言、謀良策。截至2018年3月9日17時，會議共收到提案5360件。大會閉幕后，提案交由承辦單位辦理，經主席會議審定后開展重點提案督辦。

在不少美國學者眼中，中國兩會的與眾不同，恰恰展現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內在優勢。

美國庫恩基金會主席羅伯特·勞倫斯·庫恩博士對記者表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一種制度創新，這主要體現在它從社會不同群體汲取意見，同時又努力確保政治生態的和諧與政策的延續性。“中國的制度設計在政策延續性、決策果斷性以及長期實施特定戰略的能力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

美國丹佛大學美中合作中心主任、《當代中國》主編趙穗生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為社會不同群體、各個界別人士參政議政提供了平臺，已經有幾十年的實踐，展現了維護政治穩定、集思廣益的功能。

“美國的大選是一個政治內耗的過程，并被各種利益集團影響和扭曲”

如何防止政黨制度代表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如何防止多黨輪流坐莊、惡性競爭？如何防止囿于黨派利益、階級利益、區域和集團利益決策施政導致社會撕裂？從當前全球政治實踐的現實看，評判一國政黨制度的健康狀況，繞不開這一系列關鍵問題。

在美國，這些問題恰是國家政治運行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從聯邦到地方，美國政治被深深打上了兩黨制烙印，但認為“兩黨都無法代表自己”的社會群體正在擴大，一種政治疏離感正在不斷蔓延。與此同時，隨著兩黨分裂程度不斷加大，華盛頓政治僵局成為常態，政黨極化帶來的治理困境現實存在。

趙穗生認為，關于美國的政治極化、社會分裂，民眾和精英都有目共睹，但美國的制度創新困難重重。“美國幾年一次的大選固然有民主的一面，但也是一個政治內耗的過程，并被各種利益集團影響和扭曲。”

馬克·彼得森則告訴記者，美國憲法做出的制度安排要有序運轉，需要各方能夠接受妥協，并就決策達成基礎廣泛的協議，但當主要政黨變得像今天這樣在意識形態上極端分裂時，做到這一點的難度很大。

同樣以前述問題為參照，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具體實踐中展現出充分的共識凝聚力和治理推動力。以過去五年為例，十二屆政協期間，共收到提案29378件，經審查立案23975件；各承辦單位深入開展協商，積極采納落實建議，截至2018年2月20日，99%的提案已經辦復，大多數提案的意見建議得到采納或正在逐步落實中。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從其內在設計，就避免了為形式而民主的邏輯異化；它強調民主的實質，強調參與的作用，在政治參與和治理成效間求得辯證統一。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這樣的制度設計正給世界政治文明發展帶來急需的新視野。

在庫恩看來，評判一個國家的制度設計不能以意識形態劃線，更不能以西方的標準為標尺，而應該看具體制度是否有助于民主發展和國家治理。“對中國治理效果的評估，主要需要看減少貧困、治理污染、提升醫保等方面的表現；而民主概念的真實內涵，也遠比西方認為的‘一人一票’更寬泛，它主要包括以下這層意思，即建立起為解決復雜問題提供實質性投入并對官員表現保持監督的一種能力。”

“現在有很多學者在談論美國社會的‘部落化’，這其實是美國兩黨分裂加劇社會分裂的體現”

形成更廣泛、更有效的民主從來就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內在追求。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會商量，就一定能共同把中國的事辦好，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長期持有的一種信念。今天，中國實踐的“有效性”正吸引更多國際目光。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保羅·尼采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中國問題專家賽斯·卡普蘭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政府可以制定復雜的政策，并確保這些政策付諸實施；中國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在更寬廣的地域建立起了更強大的組織能力。“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擁有數千年的文明延續和國家建設經驗，而這些都成為了中國今天發展的有效杠桿。”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不僅符合當代中國實際，而且符合中華民族一貫倡導的天下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異等優秀傳統文化，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貢獻。

不久前，賽斯·卡普蘭在《美國利益》雜志網站發表文章稱，中國的成功表明，每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優勢和挑戰，相比從海外進口發展制度，從自身基礎出發逐步建立發展制度，更能夠走向成功。“如果一些國家更愿意采取同西方經驗不同的治理模式和經濟政策，西方沒有理由橫加阻攔，那種認為只有西方模式才是實現穩定繁榮唯一路徑的想法，才是問題所在。”

美國政治學者、專欄作家阿尼爾·西格德爾告訴本報記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拓寬了民主的形式；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有共同的目標，代表社會不同階層利益，因此避免了社會分裂和政治極化，也避免了西方式的選戰和政治斗爭。

西格德爾說，現在很多學者在談論美國社會的“部落化”，這其實是美國兩黨分裂加劇社會分裂的體現。“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要改良政治體制，是時候重視中國經驗了。”記者 章念生 張朋輝 胡澤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