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銀行的營業場所，通過銀行工作人員的服務存錢，結果存款不翼而飛，銀行還不愿意承擔責任！”3月12日，江蘇團組全國人大代表熱烈審議“兩高”工作報告，而司法實踐中該如何認定銀行“飛單”的話題引發了代表的高度關注甚至是辯論，最終大家達成的共識是“最高法應該對該類案件的定性出臺司法解釋”，列席小組會議現場的法院和檢察院工作人員會后表示，“會將相關意見和建議帶回去”。

引出話題的是一位學者型人大代表，雖然其研究的領域并非金融，但是此前曾作為人大代表受邀對銀行飛單案件的審辦工作進行監督，彼時，共有8位人大代表收到邀請。

據其介紹，一位企業負責人因為日常業務往來頻繁，與某國有大行江蘇區域的一位時任支行長熟識并相交為朋友，此后其將數千萬元資金存入后者所在的國有大行支行網點。當時是在銀行網點辦理的相關手續，為其具體服務的則是該支行網點的銀行工作人員。但一段時間以后，上述支行長自首，承認資金并沒有存入該國有大行，而是劃轉給其他人進行借貸，資金已經無法收回。企業負責人隨即向該國有大行進行追討，但被銀行以上述支行長個人詐騙為由拒絕。目前，該案一審判決銀行無須擔責，二審審判和判決仍在進行中。

該學者認為，既然在銀行的公開營業場所辦理業務，又是銀行支行長和員工辦理業務，自然構成了銀行的表見代理，銀行應該為此擔責。該觀點獲得了多位基層人大代表的贊同，甚至引發了銀行應該承擔社會責任的延展性討論。不過，另一位同樣對此案情表示比較了解的企業界人大代表則表示，“我向一審的中院了解了情況，很多證據是支持銀行的，該企業負責人對支行長進行了個人授權，因此該支行長才得以將資金轉出。”

據《證券日報》了解，近年來，“存款失蹤”、理財飛單等案件頻發，涉及的銀行包括國有大行、股份制銀行和地方銀行等各類銀行。今年2月份，因員工私自銷售理財產品，某股份制銀行連續收到天津銀監局15張罰單。在實踐中，監管部門和司法部門對于案件的定性也大多屬于“一事一議”，有的案件被定性為員工個人行為，也有銀行被追責。

銀行系統的一位人大代表指出，“對于此類案件的定性，建議最高法出臺相關的司法解釋，明確責任界定”。該觀點迅速獲得與會人大代表一致贊同，“由于通常并不掌握全面的情況，人大代表不能對個案下結論，但是可以對于法律法規的完善進行啟發”。（張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