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鈞 南京大學(xué)研究生院常務(wù)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中國翻譯協(xié)會常務(wù)副會長。其譯著《追憶似水年華》(卷四)、《訴訟筆錄》等引起巨大反響。
核心提示
翻譯家像一棵大樹，他們根植于中國文化之中，又通過翻譯把外國的文化吸收進來，讓外國文化為中國文化帶來新的營養(yǎng)。一個好的原作者若能遇到一個好的翻譯家，那是十分幸運的。
不得不提兩位翻譯大家
今年是我國著名翻譯家朱生豪先生的100周年誕辰。對于文學(xué)翻譯來說，朱生豪這個名字是永遠值得記憶的。他生于1912年，逝于1944年，年僅32歲。但是他卻給我們留下了不朽的名作，這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莎士比亞全集》。
朱生豪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在那個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里，他身體異常虛弱，手邊僅有原著和一本詞典，但憑借頑強的毅力，把莎士比亞這位著名作家的著作翻譯了出來。
朱生豪早在1935年就有意翻譯莎士比亞的劇作，不幸的是，他的七八部翻譯稿都在戰(zhàn)火中遺失了。1942年，他回到老家，抱病又開始重新投入翻譯工作，直到1944年去世，一共翻譯了31部半本莎士比亞的作品(全集共37部)。他的夫人宋清如，是他當(dāng)時唯一的讀者。
還有一位了不起的翻譯家，2008年南京大學(xué)曾召開了一個非常隆重的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來紀(jì)念他，他就是傅雷。朱生豪和傅雷是并立的雙峰。他們以獨 特的精神追求、高超的翻譯藝術(shù)、深厚的中文功底，以及對原著深刻的理解和文化傳承的貢獻，為中國的讀者以及后來的一批批譯家，提供了豐富的精神食糧。
傅雷作為翻譯家，最有名的作品之一便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多夫》。作為作家，他也有許多著作，比如《傅雷家書》《世界美術(shù)名作二十 講》。最早認識到黃賓虹繪畫之獨特性和重要性的人就是傅雷。傅雷認為，黃賓虹是對中國山水畫有傳承、有創(chuàng)造、有風(fēng)骨的三百年來的第一人。傅雷22歲到法 國，在法語還不十分精通的時候，他已通過到盧浮宮欣賞畫作、通過對法國繪畫精神的學(xué)習(xí)，了解到中國的繪畫缺少什么，并在23歲那年著成了《世界美術(shù)名作二 十講》，到現(xiàn)在為止，還是中國許多藝術(shù)學(xué)院必讀之書。最早發(fā)現(xiàn)張愛玲的也是傅雷，傅雷在上海寫了一篇《論金鎖記》，對這個作家特有的風(fēng)格和思想作了全面的 評述，他的這篇評論應(yīng)該是中國對于文學(xué)的經(jīng)典性評論�？梢哉f，傅雷在文學(xué)、藝術(shù)、政治上都很有建樹，但是他一輩子卻選擇了做翻譯。
翻譯家像大樹：根植本土吸納多元
翻譯家像一棵大樹，他們根植于中國文化之中，又通過翻譯把外國的文化吸收進來，讓外國文化為中國文化帶來新的營養(yǎng)。很多作家都是讀朱生豪、傅雷成長起來的，比方說葉兆言，他就說他的寫作是從傅雷開始的，是傅雷教會他什么叫做語言。
文學(xué)翻譯，嚴(yán)格地說，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jì)末。當(dāng)時林紓翻譯了一本《茶花女遺事》。在那個時代，要引進外國文化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我們的國門 是緊閉的。要打開國門，對西方世界有所了解，文學(xué)翻譯是一個重要手段。當(dāng)時著名的政治家梁啟超提出，救國有“三本”，其中的“一本”就是翻譯。我們大家還 知道一位非常優(yōu)秀的翻譯家，他就是魯迅先生。雖然更多人了解他是通過他的小說和雜文，但事實上，魯迅先生小說創(chuàng)作與翻譯基本上是一半對一半。魯迅先生也曾 說過，翻譯，能夠引進外國的新思想、新思維、新語言表達手段，改造國人的思維，從而改造我們的文化，可見翻譯之重要性。
傅雷做翻譯的目的，在《約翰·克里斯朵夫》的前言里已經(jīng)寫得非常明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我們整個中國民族處于一種陰霾之中，人心沉淪，在這 時候，我們需要一種大勇主義讓中華民族煥發(fā)出一種堅韌的力量，而《約翰·克里斯多夫》這本書正是在英雄主義的呼喚中產(chǎn)生的一部作品。也正是這種對英雄主義 的呼喚，讓他和羅曼·羅蘭產(chǎn)生一種共鳴，所以傅雷翻譯這部作品的目的不僅是對文學(xué)的需要，更是對中國近代中華民族精神的一種契合。
翻譯原則：以信為本，求真求美
翻譯的原則是什么？曾任北京大學(xué)校長的著名翻譯家嚴(yán)復(fù)先生曾經(jīng)說過，“譯事三難：信、達、雅。”在我看來，“信”，是指內(nèi)容的層面，要求翻譯要忠于原文；“達”，是指語言的層面，要求語言要通順、流暢；“雅”是指審美的層面，要求翻譯出的文字要有美感。這里就會存在一個矛盾，“信”與“雅”之間的矛盾。老子曾說“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也就是說，樸實、本真的語言說出來，一般不太具有美感，而具有美感的語言又往往失去了本真。
在翻譯的歷史上，“美與真”的矛盾也導(dǎo)致了兩種情況。一種情況就是完全按照原文怎么說便怎么譯，這就會出現(xiàn)一個問題，原文文字的美感好像喪失了。舉個例子，維吾爾族人在形容一個姑娘很美麗的時候，會形容她有一雙駱駝般的眼睛，可是如果就照這樣翻譯成法語的話，法國人能夠感受到那種美嗎？還有一種情況，就是當(dāng)原文不那么美的時候，翻譯家可能會用美的語言，將它表達出來。而讀者在讀的時候可能會想，原文真的是這樣描述嗎？古典主義時期的法國，非常講究優(yōu)雅、美感，所有文學(xué)在通過翻譯進入法國之后都會有一個美化的過程，他們將翻譯形容為“不忠的美人”。
對于“美與真”的矛盾，傅雷先生也提出過自己的見解。他說，翻譯，要做到“形似”和“神似”。“形似”與“神似”若都能達到，那當(dāng)然“形神兼?zhèn)錇樯掀?rdquo;。但是一種語言轉(zhuǎn)換到另一種語言的時候，難免會有所不同。比如外國人說“武裝到牙齒”、“鱷魚的眼睛”等等，這樣的語言要想融入中國文化之中，必然有一個比較緩慢的過程，需要讀者在品讀的過程中逐步地理解與磨合。
翻譯并非機械地傳承，同樣一本書在不同人的筆下翻譯出來的“味兒”是不一樣的，每人有每人的理解，有自己不同的表達。20世紀(jì)初法國著名作家普魯斯特所著的《追憶似水年華》是一本著名的“天書”。我作為其中一名翻譯者，在翻譯這本書的時候，也是困難重重。尤其是在最后定奪書名的時候，幾位譯者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爭論。一位老翻譯家堅持認為，“追憶似水年華”這個名字非常好，可以說是中國翻譯文學(xué)之創(chuàng)舉，而有的人則認為，這個書名太中國化，沒有把原文的精髓表現(xiàn)出來，就應(yīng)該按照原文翻譯為《追尋失去的時間(光)》。這也是牽涉到翻譯的求真與求美的問題，這里的美，就有我們中國的文化心態(tài)，有著讀者的期待。出版社最終決定舉手表決。結(jié)果，兩個書名各有一半支持者，最后出版社定了《追憶似水年華》。
翻譯家：不應(yīng)被忽視的“再造者”
好的翻譯家，是了不起的再造者，賦予作品更深內(nèi)涵。一個好的翻譯家可能吸引讀者，一個差的翻譯家就可能將讀者拒于千里之外。一個好的原作者若能遇到一個好的翻譯家，那是十分幸運的。羅曼·羅蘭和傅雷，這兩位作者和譯者，就可以說是“歷史的奇遇”，可以說有了傅雷，羅曼·羅蘭在中國擁有了廣大的讀者。更有趣的是，羅曼·羅蘭在法國并不算一流的作家，但到中國，他超越了。只是現(xiàn)在大家看了這么多書，記住了幾個好的翻譯家了呢？所以我希望大家從今天開始，在選擇翻譯作品的時候，一定要樹立譯者的“品牌意識”，因為好的翻譯，不僅能再現(xiàn)原作的風(fēng)采，更能夠賦予原作以新的內(nèi)涵，拓展原作的生命。
翻譯家董橋說，譯者與讀者、與作者之間應(yīng)當(dāng)建立真正的心交心的關(guān)系。真正的作家、真正的翻譯家，對待每一個字，就像對待生命一樣。而讀書的人也要帶著自己的問題去讀，在不同的心境中，你把自己放進去，讓自己與作者進行心與心的交流。如果你對生命有著特別的感悟，你覺得生命中有些東西失去了，需要找尋回來，那么你可以試著在這本書中尋找。
